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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 NBER-CCER年会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1-6-30 11:52:00 来源:本站          字体:     浏览数:  打印

    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联合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多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s Poterba教授、哈佛大学的Julio Rotemberg教授、哥伦比亚大学Patrick Bolton 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国内其它高校的经济学者就当前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

    2011年6月29日上午,NBER-CCER年会开幕之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代表CCER欢迎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到来,NBER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s Poterba教授代表NBER对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均表示NBER-CCER年会已经成为中美之间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双方的经济学者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平台增进交流和互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李稻葵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欢迎和意愿。

    上午的会议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讨论的是宏观经济问题。首先,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谈到了中国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在1996年已经实现可自由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至今也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也使中国的经济避免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黄益平教授发现资本账户管制指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显著的下降,在1979-1989年间,资本项目管制指数的下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到了2000-2008年间,资本项目管制指数的下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 McKinnon效应要大于Stiglitz效应,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的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随后,来自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李稻葵教授发表了“危机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的主题演讲。李稻葵教授首先谈到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和官方外汇储备都出现了大幅的增加。其次,李稻葵教授发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绩效都出现了改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总资产占GDP比重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国有企业利润占GDP比重则出现了提高;对于国有银行而言,不良贷款比重出现了较大改善,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均已上市,排名财富500强12-28位。最后,李稻葵教授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经济的内涵式增长;第二是中国资产的全球化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三是基层导向的改革。

    接着,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s Poterba教授就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出现了巨大差距,入不敷出的情况较为严重,这归因于美国采取的减税政策和大量的军费开支。较高的债务比重对经济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比如政府支出挤出了私有部门的投资,进而不利于长期生产率的提高;较高的债务比重推高了国库券利率,增加了债务危机发生的风险;较高的债务还增加了未来几代人的负担。美国当前的债务水平是不可以持续的,因此,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当前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比如提高税率、减少政府支出、提高经济增长率、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当前的名义债务等等。

    最后,来自哈佛大学的Julio Rotemberg教授发表了题为“金融不稳定的制度和行为根源”的演讲。金融不稳定性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解决企业债务偿还中的协调问题,这与经济制度相关;第二是人们往往对于及时避免债务危机的能力过分乐观,这与人们的行为相关。如果不存在协调问题,流动性便可以从一个金融中介流向另一个金融中介,那么只需要少量外部流动性便能够解决诸多企业的债务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却极为复杂,协调问题普遍存在。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给定经济个体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过分乐观则会成为均衡的结果。

    上午会议第二个环节讨论的主题是资本和汇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Patrick Bolton 教授就CAB(Capital Access Bonds)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银行往往需要足够的资本来满足流动性需求,流动性需求一方面来自于内部的资本,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长期投资者,但是在危机发生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往往会导致银行得不到外部的资本,而银行可以通过发行CAB来避免这一问题。Patrick Bolton 教授提出的CAB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从债权向股权的转换由CAB发行者决定;第二,并没有为债权向股权转换设定阀值,未到期之前都可以实施转换;第三,CAB为定期债券。这些特点使得CAB既具有债券的特点,也具有看跌期权的特点。

    下午的会议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讨论住房市场的问题。首先,来自斯坦福大学的Martin Schneider教授发表了题为“借款和住房价格”的演讲。传统的包含房屋资产的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所有住房投资的资本收益率是相同的,而数据则显示不同价值的住房的资本收益率存在很大的异质性,Schneider教授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住房质量的差异和购房者财富的差异很好的解释了San Diego 住房市场的价格和资本回报率变动。

    接下来,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发表了题为“婚姻竞争和住房市场特征”的演讲,阐释了中国不断恶化的性别比对于住房市场的影响。房屋财产相对于其他财产更能体现个人财富水平,从而给房屋拥有者在婚姻市场上提供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男性对房屋的高需求会推高房屋价格和房价租金比。魏尚进教授和其合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相应的证据,在中国,房屋拥有者相对于无房者更易于找到配偶,而性别比的失衡确实推高了房价以及房价租金比。

    最后,来自于社科院的何帆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动和住房价格”的演讲,研究中国抚养比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何帆教授注意到,近十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有了很大的下降,住房价格在这段时间则有很快的上升,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个人持有住房资产量在20-30岁之间有很大的提升,因此,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推高了购房需求,从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下午会议第二个环节讨论的主题是教育和婚姻。首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Bentley MacLeod教授发表了题为“反柠檬效应和教育市场”的演讲。Bentley Macleod教授研究了学校声誉作为个人能力的信号时的学校选择以及学校声誉建立的问题,在理论模型的框架下,以下经验事实可以被解释:学校间存在竞争,但竞争并没有显著提高学校表现;家长偏好表现好的学校,但同群效应并不显著;学校声誉只对个人生涯早期的工资有影响;入学后学生努力程度下降。该理论模型描述了学生间的分层现象以及学生和学校间的匹配问题。

    接下来,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教授发表了“从中国的学校改革估计教育回报率”的演讲。周黎安教授尝试使用中国教育年限改革过程中各地区政策执行的时间差异作为工具变量,他发现对于从1980年左右开始接受教育的人来说,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在2002年带来超过15%的收入提高。
最后,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李陶教授发表了题为“代际身份继承和婚姻分层”的演讲。李教授认为,婚姻往往发生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是因为这样能保证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身份地位,通过对中国的户口继承制度在1998年所实行的改革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李陶教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经验证据,在户口继承从只适用于母亲转为适用于双亲之后,城市男性娶得移民配偶的概率有所上升。

    第一天的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顺利结束,接下来的会议将就土地市场改革、金融稳定、健康与养老、劳动力供给和收入分配等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敬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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