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6-8-14 18:26:00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

“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

47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CMRC中国经济观察47次季度报告会于20168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大教室举行。会议上下半场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李昕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

本次会议主要集中讨论我国钢铁经济产能过剩与外部贸易摩擦、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等方面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李新创院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窦力威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张斌主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博士、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卢锋 换个角度看钢铁——世界钢铁产业转移与中国钢铁政策新选择

卢锋教授从世界钢铁新一轮产业转移角度对目前我国钢铁业形势与政策选择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世界钢铁产业的三次转移和中国钢铁产业崛起的路径;之后分析了国内外钢铁产业的特点和成因;最后探讨了我国钢铁产业的政策。卢锋教授报告具体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的规律。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创近代钢铁业以来,世界钢铁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美国,第二次在日本及前苏联,第三次是中国。卢锋教授认为,认识产业转移规律有助于理解目前形势。从主要钢铁产量占世界比例这一主要指标可以看出过去一个半世纪钢铁经历的三次产业转移。

卢锋教授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总结出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的三个规律:市场需求决定规律、技术转移创新规律和高速投资追赶规律。美国历史数据证明了国内巨大的需求是大国钢铁崛起和产业转移的最基本的解释变量。美国利用欧洲的平炉技术,日本利用欧美的转炉技术,分别实现了本国的钢铁产业追赶,是技术转移创新规律的例证。大规模投资是实现前沿技术引进创新的必要环节,日本战后钢铁发展、七十年代的高炉大型化、工艺连铸化等等供给变革都离不开大规模的投资。

第二,中国钢铁追赶崛起的路径。中国钢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追赶崛起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转型追赶阶段;二是新世纪最初十年前后的数量赶超阶段;三是未来十年前后的全面崛起阶段。目前中国钢铁业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过渡调整期,这一形势具有内在的规律性。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钢铁追赶崛起的规律主要有以下四条:一是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供根本动力;二是大国城市化工业化释放强大内需;三是生产函数结构与供给能力变迁;四是政府产业政策干预发挥重要作用。卢锋教授主要从供给侧变革进行阐述,具体体现在技术工艺变革、设备制造能力提升、钢铁投资高速增长、绿色环保革命以及利用海外优质铁矿。

第三,国内形势特点与成因。近年来,钢铁产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增长趋缓、产能过剩;钢铁价格大幅下降;利润、投资下行调整;钢铁成为结构性改革与调控政策的重点对象。

卢锋教授认为,钢铁业目前困境有共性根源和个性根源。共性根源是企业在景气扩张期过于乐观,体现为在需求疲软时现实产能过剩。个性根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钢铁业的固定成本高,数量调节灵活度低;二是高炉停产成本高,退出困难;三是地方政府对需要退出企业提供行政保护手段,使得退出调整更加困难。

在数量调整面临更多困难行业,价格大幅下降成为调节供需失衡的主要手段。价格下降这幅“苦药”从以下几方面发挥调整作用:首先是价格下降自发调减企业当期钢铁投资,使得未来产能增量下降。其次价格下降和产能过剩导致利润大跌,倒逼高杠杆低效率企业退出,边际调减产能存量。最后价格下降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奖对罚错”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学习改进提升决策能力。

第四,外部环境特点与成因。近年来,中国钢铁出口快速增长,但外部环境不太乐观,贸易摩擦趋于频密、国际对话压力上升。卢锋教授在“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假说框架下,分析了钢铁外部形势的变化。“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假说表明新世纪初钢贸依存度下行走势将被改变,将向其更长期历史趋势回升收敛。中国作为钢铁新兴大国,钢贸再平衡意味着出口增长存在潜在机遇,然而在市场低迷调整期,出口增长必然面临国际压力。

关于如何增加贸易依存度,卢锋教授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增量创造。数据显示近年我国钢铁出口较快增长,一定程度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增加中国对巴基斯坦、OBOR及非洲钢铁的出口实现,属于钢铁贸易争论创造。二是存量调整作用,在开放竞争环境下,早先钢铁生产消费国由于比较优势与相对竞争力变化,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并减少国内供给,在边际上释放出一定数量的钢铁需求。目前这个阶段,上述存量调整作用还不很明显。

第五,我国钢铁内外政策探讨。卢锋教授从国内钢铁政策和对外钢铁政策两个角度提出了建议。对于国内的钢铁政策,一是应结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策托底功能,通过去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失衡,对所谓“僵死企业”关键要“挪开呼吸机,拔掉输血管”,让市场竞争规定存亡,不一定由行政机构“手拿生死簿,文件定去留”。二是鼓励基于市场竞争规则的企业兼并重组,政策目标不宜过于纠结行业集中度指标,需总结早先兼并重组经验避免行政之手“拉郎配”事与愿违效果。三是要高度重视钢铁企业就业集中与企业退出对特定地区劳动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要求退出企业清盘与资产处置优先偿付拖欠员工工资与法定社保缴费,努力将调整产能过剩对员工福利影响控制到最低水平;四是要积极发掘拓展钢铁潜在市场需求;五是作为实现钢铁全面提升崛起最根本要求,应深化改革鼓励创新推动钢铁供给侧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钢铁业面临与早先大规模进口与后来进口替代发展阶段实质不同的全新外部环境。顺应环境变化,需构建内外统筹、逻辑贯通、攻守兼备的新兴钢铁大国政策体系,为我国钢铁全面提升崛起中国钢铁时代到来创造条件。对此,卢锋教授提出了四条钢铁对外政策调整。一是积极参与国际钢铁对话,应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变接招为出招。二是遵循习主席“聚同化异”方针,坚持弘扬由市场机制决定国际钢铁产量配置与贸易流向这一国际共识立场;三是利用国际对话平台摆事实讲道理;四是钢铁贸易积极扩大增量、稳妥管理存量。

最后,卢锋教授总结了本次报告的内容。近年钢铁业严峻形势折射出当代全球钢铁产业转移背景下中国钢铁崛起的历史性机遇,是我国钢铁从规模扩张向全面提升转变的必经调整过程。调整期钢铁政策,对内要力推结构性改革,更多采用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推进转型升级;对外要主动参与引导国际钢铁对话,积极协调钢铁大国竞争关系并改进国际治理规则。顺应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客观规律,认识中国钢铁崛起内在逻辑,实施结构性改革与提升开放水平的内外统筹钢铁政策,中国钢铁未来有望引领全球。

李新创 把握发展规律,促进创新发展——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钢铁出路

李新创院长报告了三方面内容:第一,从产业角度进一步强调如何正确认识钢铁产业。第二,全面回顾全球钢铁产业和国内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第三,分析钢铁产业的发展规律,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钢铁产业的出路。

第一,正确认识钢铁产业。李院长首先强调了要正确认识钢铁产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强大的钢铁产业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无论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钢铁永远是最重要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钢铁产业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与其它的材料相比最具经济性。

钢铁产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资源密集型,没有资源不可能有钢铁。其二,技术密集型,钢铁产业技术并不简单,中国的材料行业不能离开钢铁,有些材料买不来,需要国内生产。其三,劳动密集型,几百万工人直接在钢铁行业就业,整个产业链估计会涉及到上千万工人。其四,资本密集型,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在去产能困难,因为这个产业进来容易,出去难。并且,现在的钢铁产业还发展出了金融属性,从原料到产品全部是期货,涵盖了几乎主要的钢铁产品。

同时,钢铁是中国所有的产业中目前最具国际竞争的产业,中国高铁走向全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钢铁依然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既使在全球经济贸易下滑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钢铁出口了1.12亿吨,同比增长19%

李院长指出,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钢铁也一样。过剩产能问题以及环保治理问题,解决办法不是打压钢铁,去产能不是去钢铁,而是让钢铁更好的发展。

第二,钢铁产业发展趋势分析。李院长认为解决我国钢铁产业的问题就要对钢铁产业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其一,我国钢铁产业规模巨大,占全球一半的生产和消费量,更重要的是中国仅钢铁产业就消耗了全球60%的铁矿石。其二,钢铁产业是基础产业,地位重要。其三,企业技术和效益两级分化严重。其四,未强先减,尚未完成工业化即开始压减调整。其五,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钢铁企业产权复杂,这样的产权结构为政策执行带来困难。最后,环境扭曲,涉及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博弈。

李院长认为要把握全球钢铁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正确认识全球钢铁转移的客观规律、钢铁产能过剩的市场规律,以及钢铁的出口。

全球钢铁产业发展的数量变迁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中国贡献了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中国的快速变化推动全球钢铁的崛起。通过对包括全球钢铁消费在内的预测,李院长认为现在全球钢铁进入了新的平衡,主要是中国总量不增反降。

中国的国情是钢铁产业结构布局差异很大。从地域上看,有两个省超过了1亿吨,一个河北,一个江苏。从阶段上看,我国完成了增量阶段,进入了减量阶段。减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据李院长分析,2014年钢铁消费达到峰值, 这里的统计口径是钢材的消费而非粗钢的消费。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出口影响很大,国内企业竞争力关系到国际市场占有率。尽管处于减量阶段,李院长预测即使到2030年国内实际消费是5亿吨左右,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量,且未来钢质量更好。李院长指出此处分析的是趋势,并不排除转移的可能。最后,比量变更大的是结构变化,进入工业化后期,消费量、产量下降,废钢增加,同时,电价变动,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效率提高等因素也有巨大影响,所以,不能简单看变化趋势,更要看结构。

第三,钢铁产业的发展出路。李院长认为钢铁产业发展和转型必须按规律办事。其一,这是长期的过程,不能把去产能简单化、理想化、速成化。去产能需要考虑职工的就业安置以及企业债务等各方面。其二,流程结构方面也会发生转变。其三,需要考虑出口的比例增加,现在是13%15%左右,并不多。最后,也是最重要是钢企竞争进入了一个优胜劣汰的阶段,需要从根本上回归创新发展,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包括理念创新、商业创新、环境创新等,钢铁产量需要一大批优秀人才。

中国的钢铁在全球有如此大的市场空间,主要在于以产品为代表的进步,包括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好规模,现在向好品牌转移,这是中国钢铁和其他行业相比难得的优势。

我国拥有完整的钢铁产业体系、完善的先进的工艺流程,这是难得的优势。此外,中国建筑钢铁比例不到10%,桥梁不到1%,而发达国家是60%以上,市场的变化,更多钢结构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很大的空间。竞争增加意味着更多的淘汰,这需要疏导结合,在一些领域需要更好的引领。比如,作为地震多发地区,中国地震灾害损失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建筑标准低,再如,机械产品出口占整个出口的60%,机械行业要靠钢铁,此外还有汽车和造船行业,都与钢铁行业发展和转型有紧密联系。

最后,李院长呼吁中国钢铁行业还要坚持中央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共享,支持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拉动钢消费,供给侧则保证我们未来的潜在性增长的动力。在减量发展的阶段,要“九化”协同,重塑钢铁价值链,继续引领和全面提升中国钢铁的竞争力。“九化”包括绿色化、有序化、差异化、服务化、标准化、品质化、国际化、多元化和智能化。第一是绿色化,绿色化是所有企业的第一门槛,其他方面也需要兼顾。总之,钢铁不是不做,关键是怎么做得更好。

窦力威 对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相关问题的探讨

窦力威副秘书长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峰值区;第二,中国钢铁达到峰值区对世界影响深远;第三,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第四,对当前四个观点的讨论。

首先,窦副秘书长指出我们要认清中国钢铁行业现在到哪儿了,如果连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那肯定就不知道下一步向何处去,更谈不上大跨步的前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由高速发展时代降到中高速的时候,无不伴随着钢铁的转型,无不伴随着峰值。中国钢铁行业达到峰值已经有十多年的信号了,在“十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增速是 23%,在“十一五”阶段,增速21%,在“十二五”阶段,增速是4.1%,在“十三五”阶段,中国钢铁产量达到峰值。达到峰值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经济转型,2012年后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阶段,国内粗钢的消费达到了峰值,粗钢产量在2014年达到了8.22亿吨,人均产钢613千克,远远超过了15个发达国家到峰值的人均产钢545千克。而2015年钢铁表观消费量下降5.4%,今年上半年下降了5.6%,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进入了峰值区。

其次,中国钢铁工业对世界影响极其深远。从1996年世界钢铁工业的重心转到中国已经20年了,中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进,这个过程不是偶然的。19461973年,西欧和日本战后重建、快速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是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二战后,全世界工业技术最雄厚的地区开始恢复,年增长率1.95%。在1975年国际钢铁开会时全世界产能是1.7亿吨,当时乐观预期很快就可以产量翻番,但等到2014年才达到15亿吨。而2000年后这个阶段,对世界钢铁总产能真正起到推动力量的是中国。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钢铁行业快速发展,1978年产能是3800万吨,2014年粗钢产量已经达到了8.22亿吨,已占据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但在窦副秘书长看来,中国钢铁的下一轮发展需要比较漫长的等待。现在没有哪个地区或者国家,有二战以后像西欧和日本那样有比较稳定的政治体系、比较丰厚的工业基础和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样,有高效的政府,有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可以齐心地发展钢铁产业。另外,中国目前也不可能把钢铁行业的重心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印度现在钢铁产量是8000万吨,到2020年预计有2亿吨,其他东南亚、北非国家也不行,不管是文明的冲突也好,还是地缘政治的危机也罢,重心转移目前都不是很好的时机,所以未来是很长时间的等待,而恰恰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就是我们上下游产业链的重整,最典型的就是铁矿石。

然后,窦副秘书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在今年3月份中央文件出台之前,企业家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过剩有各种各样的,今年的过剩是转型以后的,和1996年的产能过剩有本质的区别。站在1996年看,前面的市场增量了,是可以挺过去的。但现在挺不过去,因为前面的市场是减量的。1976年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了产量的下降。在1973年、1974年峰值最高的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美国下降了11.7%,日本下降了0.9%,西德下降了21.4%,第一个五年里面平均产量都下降了。之后的五年接着往下降,美国下降32.4%,日本是12.5%,西德是26.4%,英国最高是42.2%,法国是26.4%。由增量发展到减量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既然规律是普适的,中国也逃不掉。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按照现在的下降速度算,大概2%左右。如果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那么2%的降速就要去2.26亿吨产能。如果产能利用率是75%,那么就要去0.66亿吨产能。现在政府的文件说1.0-1.5亿吨,窦副秘书长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中央出这个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各方面的操作性。所以不管1.0亿还是1.5亿也好,一定是分阶段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了。

中国2014年粗钢产量到峰值,表观消费量也到了峰值。有人说现在化解那么多产能,将来需求好转怎么办?窦副秘书长提出,可以参考日本钢铁的发展过程。日本学者有三句话很深刻:第一句话,在经济起飞阶段,产能增加的时候,政府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增加的多。第二句话,到峰值以后经济下行区,怎么估量也没有实际减少的多。第三句话,日本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搞清楚,经济增速的减半对钢铁的需求不是也减半,而是减至零甚至以下。前两句话都是中国经历过的,第三句话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日本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出口受阻了,决定开始减产能,到2002年左右又降低了15%16%,总体上大概降了20%,现在的产能是1.3亿吨。对我们实际上很有启发,那就是什么地方该出手就出手,一步到位,否则日本五大企业到今天也没有经营好的业绩。

最后,窦副秘书长对四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今年钢铁工人上岗了,有些企业把关停的产能要复产,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云南、湖北、陕西都强调省内产能不过剩,并要求再增加产能,认为钢铁需要的春天又来了。但窦副秘书长认为,并不是春天要来了。中央讲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同时着力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为增加一点市场空间,给供给侧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调整。现在肯定进入减速发展期了,短期的钢材涨是让企业喘口气活着。企业现在应该抓紧机会做好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不是春天,而是机遇。

第二,价格出现了过山车,为什么?一个是产能太大,只要市场价格稍微上扬,产能马上全力以赴开出来。产能开出来,价格会下来。钢材价格会逐步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再平衡。

第三,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受阻了,马上带来了泡沫经济,结果是1991年泡沫经济大爆发,导致了失去的20年,中国不能盲目地学日本,只是日本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1978年到1983年提出了安全法,特定产业临时的措施法,这个对化解产能做了很多具体的规定。然后1983年到1988年又有一个法案,政府对产业的主导作用相当强势,一般由产业的主管部长和行业来谈,落实到各个企业,如果企业按照这个东西走了就行,如果不支持,所有其他的手段都会跟上,中国今天也是一样的。

第四,欧洲在化解产能过剩的阶段,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遇到的问题。1977年欧共体的钢铁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个计划,第一个是限制各国产量,落实到各个企业限定产量,第二是限定最低价格,第三个是限定贸易量,第四个完善政府的补贴制度,第一次且最后一次给政府补贴,让这些钢铁企业能转起来,然后有民生的救济等等。直到1985年去产能出现了明显的效果,走出了十年困境。欧洲花了380亿,去了4100万吨的产能,相当于总产能的20%。同时,欧洲钢铁还完成了以国家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垄断。在所有的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钢铁工业都是高度国有化的,英国、美国、日本都是这样的,高度国有化。后来又做了私有化,从1988年开始英国首先把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然后和荷兰再合并。由此可见,第一轮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兼并重组,第二轮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跨国的大规模兼并重组。那么,这对我们国家的兼并重组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应该是减量发展,第二是要有利于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和健康发展,第三是符合国家行业的总体布局和规划,符合国家战略,最后完成区域的兼并重组、区域定价的话语权、品种结构的话语权,从而实现行业的总体的战略任务。

张斌 当前经济所处的位置和对策

张斌主任从经济周期与趋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位置,指出了当前发展的核心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张斌主任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分解为四个部分:趋势性部分、周期性部分、季节性部分以及外部冲击带来的扰动部分。M2是代表总需求和购买力最好的指标之一。通过观察M2的周期性部分,大概从2000年至今有四个半周期,而现在处于上行周期的顶部。分别观察工业增加值、价格、生产者价格的周期性部分,都能得到类似结论,其中价格的周期性尤为明显。张斌主任指出GDP的周期是一个例外,在2014年后周期性消失。类似地,通过商品房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70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可以观察到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将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主要经济指标变量的周期结合,张斌主任认为存在一个平均14个季度左右的信贷与房地产驱动的中国经济短周期:当M2增长,社会购买力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增长。一两个季度后会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工业增加值上升,CPI上升。这时央行采取措施,货币政策进入下调的周期。

张斌主任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上行周期的偏高点位置,底点是2015年的2季度左右。如果14个季度大概是一个完整周期的话,到今天为止经济离高点已经不远,有些变量甚至过了高点。关于经济的趋势,张斌主任认为GDP现在还是持续下行的趋势。综合趋势性和周期性,现在的经济状态属于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顶部。

    随后张斌主任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刺激政策,存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从PPI角度来看,PPI已经续五个月负增长,表明市场需求不足。从产出缺口的角度看,总的来看不存在明显的缺口。经济现在处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上,如果这个阶段讲需求不足的话,那周期下行就是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远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管理的问题。张斌主任认为当前这个阶段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下行趋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总体经济增长放缓。

    要理解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张斌主任认为应当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从历史经验看,人均GDP过了800010000美元,制造业的增长放慢是正常的。在所有的成功国家经验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有很明显的下降,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烦恼。从支出法的角度看,消费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型期。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张斌主任强调经济实现转型之后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会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过了转型期之后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还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目前,中国的卫生、租赁、商业服务、金融业、科研等偏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等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长的。比较特殊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长的,但在中国是慢的。总的来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变化,与一个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国家走的过程是一样的。关于去工业化是否早,张斌主任认为关键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去工业化,人均收入一万国际元的时候去工业化就是非常标准的。第二个指标是工业部门在GDP里面占比的峰值。发达国家的经验,最低是香港的34%,最高是德国接近50%,平均数是41%。中国峰值大概已经41%了。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张斌主任认为当前经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问题。首先,产业存在瓶颈,很多领域有技术壁垒,企业无法进入,即便进入了也没有企业生长的环境;第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比如社会管理、公共组织,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过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不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面,公共服务有很大的缺位。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高端的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现在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基本问题就是高房价。住宅用地供给在过去几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撑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

最后张斌主任提出现在应该合理采取的对策。一方面是稳定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去采取刺激政策,要留着“子弹”到周期下行底部利用。另外要做财政刺激政策项目的储备工作。另一方面是提升潜在增长速度。第一是都市圈的建设,涉及到一系列的土地工程的变化和改革,有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革。第二是在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里面做改革。一届政府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已经非常了不起。第三是结构改革政策的问题,需要有为政府。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把政策资源主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那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资源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李超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李超博士首先梳理了三次美元加息周期和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其次从短期走势和中长期机会阐述对下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最后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预判。

李超博士首先从基本的分析框架入手,梳理了三次美元加息周期。随着失业率明显下降,美国退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常情况下资本是从美元流向市场,当美元升值突然间出现了美元回流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重要的考验,通常会伴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2011年底至今是第三次美元升值周期,俄罗斯和巴西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靠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滞胀加资本的流出使得GDP缺乏主要增长的动力。虽然我国做了汇率行政体制改革,但美元升值周期比较强势的过程中离岸人民币汇率贬值先行,汇率定价权问题较为严重。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升值预期没有想象中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有较好的主导性。

    其次,李超博士从短期走势和中长期机会阐述对下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7月份CPI水平缓慢下降到1.8%,中国当前洪水的影响比较大,让商品价格非常敏感,所以CPI的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周期的结束,再叠加整个经济形势的回落,不会出现明显的通缩形势。如果洪水的影响使得短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冲击,八九月份灾后重建仍有回升的可能性,预计10月至11月份,CPI会上涨至2%。对GDP增速的判断,李超博士认为经济会走一个比较平的GDP增速走势,全年预测值为6.7%。买方则持有两种观点,一个是一直到2020GDP增速都不能低于6.5%,经济缓慢下行是共识,今年一定会强势复苏;第二个是小型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观点,国内期货价格也能反映这样的需求,但不应把国内的期货市场作为宏观经济的价格发现。

    对于短期大类资产配置的判断,从5月份开始,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和利率债成为市场的焦点。5月份投资数据开始下降,叠加英国脱欧,市场关于流动性宽松的预期开始出现,伴随着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3%下降到2.8%,市场开始振荡。但债券市场在资产荒和打破刚性兑付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交易拥挤。这种交易拥挤具体体现在债券市场投资者不愿投信用债,因为信用利差获取的收益很可能覆盖不了一旦出现违约的损失,资金交易挤压至利率债市场上。由于市场的交易行为,而不是宏观因素或者货币政策取向,经济可能还会出现下行。

    然后,李超博士谈到对下半年供给侧改革的看法。供给侧改革最主要推的两项是去产能和去杠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情况严重,钢铁、煤炭是2016年“去产能”的重点行业,但是煤炭比钢铁的去化效果更好一些。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国家很快地限制国有企业就会实现去产能,钢铁行业大概有50%的国有企业,钢铁价格的恢复会导致复产,因而相对看好煤炭行业去产能。第二个是关于去杠杆,去掉金融部门后,杠杆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供给侧改革就是去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对于非金融企业,目前的策略首先是本部门去杠杆,再叠加一个杠杆的平移。本部门第一个是恢复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继续延续IPO;第二个是债转股。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本部门去杠杆的效果一般不会特别好,单独依靠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压力很大。所以需要平移一部分杠杆,即政府和居民部门需要加杠杆。政府部门主要是通过发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但是又不能把所有的杠杆都压在政府上,否则政府的债务无限制增加,就可能会导致类似欧债危机的结果。所以居民也要承接一部分杠杆,就是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随着借贷消费的进一步普及与房地产市场扩张,居民部门杠杆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供给侧改革并不会否定需求侧,2016年投资是为需求端托底目标服务,很难看到强刺激。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地产投资反弹尚未结束;基建投资为稳增长服务,一旦地产投资出现下降,可能会通过基建进行弥补。

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仍存在一些机会。第一,美元升值周期走完,美元回流新兴市场,俄罗斯和巴西已经退出,主要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选择。对于中国来讲迎接这一轮美元周期的结束,或者资本回流,最主要的是利用中国的东中西部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印度的优势就是市场潜力巨大,同时还有人口红利,包括语言、IT的优势。但是它最大的劣势是政府的执行力度差。莫迪上台后主打改革牌,但印度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赤字率一度远超国际警戒线,不允许其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另一方面,由于基建领域资本回报率较低、银行信贷意愿不足,即使在莫迪执政以后,投资增长的大部分仍然由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率较低。所以中国依然会存在一定的战略机遇期。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科技相结合,正如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是靠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内生动力的提升。但不是完全的资本与科技的提升就能带来经济复苏,需要找出何种科技进步或者制度改革红利能带来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比如像物联网与互联网之间是3.03.1的关系,还是34的关系。

    最后李超博士提及对货币政策的预判。货币政策最终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货币平衡。2015年是典型的略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的降息降准;2016年是典型的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既非略宽松也非略紧缩。1月份到7月份中央银行最终的目标会演变,1月份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最大的点,美联储在去年的12月份确定了加息,确认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中国是降息的,无论是经济基本上的利差还是利率,都是最大的时点。当时央行首保汇率不降准,对应着稳增长是首要目标。47月份首要目标并不明晰,国际收支没有出现比较大的资本流出,同时也没有出现经济的明显下行和通胀明显的上行。

从中介目标的角度,人民银行当前中介目标是M2增速。4月以来,M2增速降 至全年目标值 13%以下,中央银行回答是为了维护去年股市稳定注入了较多流动性使得当时M2基数大幅抬高,同比增速可能有明显的下降,市场极大了接受了这种预期,这个月继续下行,市场其实没有太大反应。

下半年财政政策和准财政政策仍将协同发力,基建成为下半年托底经济的重要力量,但财政收支矛盾将会显现,PPP、产业引导基金等准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码。如果这样的支撑还不能把经济稳到6.5%的水平,也会采用结构性的汇率宽松,比如对灾后重建的法人进行降准,也可能是中小微企业贷款。

宋国青 储蓄率下降、杠杆率上升及其含义

宋国青教授首先对经济短期情况进行了解读和预测,之后对中国目前储蓄率下降、杠杆率上升的长期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解读。

首先,宋国青教授认为目前短期形势是流动性总量较高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回升。宋国青教授首先用两个指标对一些短期的情况做一些描述。一个是SF+,定义时社会融资总量(SF)与中央地方发行债券之和,减去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简单而言,这个指标衡量了实体经济部门融入资本,但是将财政排除在外。另一个是SF++,定义是SF+再加上存款性公司国外净资产。它衡量了实体经济融出资金。在封闭经济中这两个相关概念可能相同,但是在开放经济中可能会有国外净资产的差别。利用这两个指标的数据可以看到目前流动性总量较高。宋国青教授预测三、四季度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为8.3%8.6%。名义GDP的角度也叫作总需求,于此预测总需求增长回升。

宋国青教授强调现在用这样的指标来做短期,甚至是同期的预测很困难,因为现在经济的反应速度太快了。过去货币发行的效果有滞后期,但是现在央行希望明天增发货币,可能今天晚上价格就会发生变化。当然像宏观调控的政策动向、期货价格带动生产还是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相比过去,在运输、工业生产的速度上都有很大提高,这使得企业反应速度有很大提高。

接着,宋国青教授讨论了通货膨胀显著回升及其含义。宋国青教授预测今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与前两个季度持平,为6.7%,第四季度为6.7%。总的来说实际GDP的同比增长率是一路在下跌,这与需求有关,也可能与去产能导致的短期供给减少有关。今年前两个季度持平,导致的结果GDP平减指数是在同比增长的。其中第四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到1.9%,第二季度的环比已经到3%以上,可以说是通货膨胀。当然如果希望稳定一些需要看三个季度以上的环比数据。

今年的刺激表面上来看GDP的增长率没变,CPI也没多大的变化。有人说煤炭的价格涨的很多,包括期货价格的上涨。煤炭价格的上升既可能是由于潜在的增长率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受到去产能的限制,但是这两个因素各占多大比例是不容易确定的。如果真的能够通过短期的调控带来长期的效果,未来把供给侧改革搞好使得煤炭价格下降,也是很好的。

其次,宋国青教授讨论了目前杠杆率持续上升的现象。利用财政、货币等指标衡量流动性总量,确实有上涨。今年比去年最低的时候涨了2%GDP也涨了2%,货币的边际效用并没有增加。一方面这可能与衡量的指标有关系,用不同的指标会做出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并不表明发钱没有用,在任何时候发钱都是有用的,比如发10080,如果希望能产生100的需求,那就发500好了。货币增发对于提高需求都是有用的,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得到验证的。

SF+或者SF++GDP的比值来衡量杠杆率,简单来说,杠杆率是上升的。尽管不同的衡量杠杆率的指标得出的结果不同,但是上升的速度都差不多。

再次,宋国青教授讨论了同时存在的国内储蓄率连年下降的现象。利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宋国青教授描述了国内总储蓄率和净储蓄率的情况。其中国内净储蓄率等于国内总储蓄与折旧的差别同GDP的比值。因为过去投资多,所以未来的折旧会越来越大,跟经储蓄率与总储蓄率的差别也会越来越大,这对利率会有明显的影响。从数据中看到,无论是总储蓄率还是净储蓄率,现在都开始下降。从数据上看,拐点大约在2009年、2010年左右,但是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在去年的时候是不敢确定这个确实是拐点的,因为去年本身就是要下调的,但是今年GDP的环比增长率已经是3%,基本正常了,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名义GDP同比增长率持续上升,消费、贸易顺差和库存的变化都不大,唯一的可能就是投资增长率同比持续上升。但有人说投资需求在下降,这可能有投资数据的原因。如果用固定资本形成来看,投资需求的同比增长率是在上升的,也许后面的环比增长率会下降。

然后,宋国青教授强调中国的高杠杆与高储蓄率有密切关系是错误的说法。他认为投资率的上升是短期的波动,但是上升的幅度不大,下半年的投资率会下降一些,这个趋势是比较明确的。这会带来好的结果就是杠杆率的下降。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杠杆率高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宋国青教授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从数据里看到杠杆率在上升而储蓄率在下降。更进一步,利用日本与中国可比的数据看,在近50年,投资率、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但是杠杆率一直在上升,日本的杠杆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另外日本在高杠杆率的同时还保持着低通胀水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很难给出原因,但是至少说明高杠杆率并不一定会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有人说日本杠杆率是政府的,而不是企业的,就企业数据而言中日不好比较,要做很细的研究。但如果想学日本把政府杠杆率提高,把企业的杠杆率压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税务局放假十年。十年太多就八年,不收税,一下把政府杠杆率提高了,自然把企业杠杆率降下来了。所以说要在这个方面学日本太容易了,但是学了未必就能解决问题。

最后,宋国青教授用一句话总结,认为当前面临增量和存量增长率的矛盾不一致。例如用来度量资产的指标是存量,存量在持续增长,但是增量的增长率已经有显著的下降,低于GDP的增长率,未来的趋势也会是如此。增量和存量的增长率矛盾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具体的持续时间不确定,不是日本的50年,但是会很长。

(本简报由张倩、杨思琦、陈淑娴、崔静远、巫丽敏、慕天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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