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14次报告会简报(2008年)

 发布日期:2008-8-14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  

12次报告会(2008224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616

2008年第2期(总第697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2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8224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分别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易纲教授演讲内容。

林毅夫:访欧答问三题

这次欧洲之行访问的国家主要是三个:比利时、瑞典及德国。在整个访问活动中,不论是记者采访、跟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流还是学术报告,欧洲各界普遍关心如下三个问题:(1)美国次贷危机、经济萧条或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奥运会后萧条;(3)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之挑战与展望。

一、美国次贷危机、经济萧条或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比较乐观。首先,由于中国银行业购买的次贷很少,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其次,美国虽然为中国的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盈余来源国,但是中国的出口以中低档的消费品为主,其收入弹性低。我认为美国经济萧条最多会让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绝对不会出现负增长。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美国经济萧条影响到欧洲经济、日本经济,对中国对欧、对日等国出口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最后,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滞涨,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会有些有利的因素。众所周知,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美国的消费品主要依靠进口。美元贬值将使进口价格上涨,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目前情况下,美国为了防止物价不断上涨,将会避免美元继续贬值,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对欧元升值的压力就会有所减少。总体来说,对缓解我们汇率政策压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二、中国会不会出现奥运会后萧条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奥运会后的经济萧条。首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还有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及以后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活动。这些国际活动的举办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很少举办大规模国际活动。其次,我国的经济规模巨大。我国去年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是希腊举办奥运会时GDP16倍,是澳大利亚的7.7倍。奥运会投资在我国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再次,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非常大。不仅如此,即使现在中国已是世界工厂,但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空间还很大,产业升级的机会还很多,这也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支持。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水平。同时考虑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国未来五年、十年间消费增长保持10%或者更高的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外商投资也将继续维持在高位。奥运会后,中国将进一步和国际经济融合。中国将更加了解世界,世界也会更加了解中国。这将为我国产品的出口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

三、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之挑战与展望

1)金融业是否会出现危机?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当年也很好,也曾出现金融危机。中国会不会也出现金融危机?我国股票市场过热和银行呆坏账问题经常被国外媒体报道。我认为即使股票市场波动大一点,但是只要股票市场调整不导致银行呆坏账大量增加,银行不出现危机,那股票市场调整就仅仅是社会内部的利益再分配,就不会演变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至于呆坏账比例高的问题,1990年代末20世纪初,据国内报道银行呆坏账比例为20%左右,国外学者的研究是40%以上,当时就没有出现银行挤兑或破产。现在我们的呆坏账比例已经压缩至5%以下,即使将来反弹到7%8%左右,在有国家保障的前提下也不会出现银行挤兑或破产问题。因此我相信不会出现银行危机,也就不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社会动荡是否会发生?

在海外的报纸,包括香港、美国、欧洲,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各地有人抗议等群体性事件的报道,难免在国外产生中国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国家的印象。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发展还是转型,必然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很难让每个人满意。中国有300万个村庄,在一些个别村庄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事件比例小,影响范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掌握信息充分、反映迅速,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些地方性的矛盾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事件。尤其在十七大后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因此,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将保持安定团结。

3)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否会恶化?

随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兴起,国际关系的重新平衡甚至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经济利益还是占主要地位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购买外国产品越来越多,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至关重要。至于中国大量的出口对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些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是微不足道,所以影响面非常有限。虽然这微不足道的部分经常制造出很大的声势,引起关注,但实际牵扯的金额非常小。

中国对外的投资引起了一些关于安全和国际关系的争论。仔细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都是商业行为,可以在商业利益回报上得到支撑,并不是国外媒体和政治学者所讲的“战略性投资”。所谓战略性的,是指接受进行远低于市场回报的投资。对美国、对世界而言,反恐以及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依然是目前主要的国际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朝鲜的邻国会扮演重要角色,在战略意义上与发达国家一致。最后,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具有高度的智慧,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因而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不能说没有摩擦,但总体看好,可以用李白所讲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描述。中国将会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

4)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利条件为何?

首先,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当前的机遇和问题,在处理和解决问题上务实而有智慧。中国的政策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及今后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前进的根本原因。其次,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干部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再次,中国的企业虽然不够规范,但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善于学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同时,中国大陆的民众与1950-80年代的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民众一样,对于经由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具有强烈的愿望。只要政策、环境许可,老百姓将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遇。最后,作为最大、最开放、增长最快的发展中经济,巨大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勤劳能干的老百姓都将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并带来新的资本、管理、技术和市场。

易纲:市场机制调整见效 经济失衡正在收敛

易纲教授的演讲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第二、中国大陆金融资产配置的市场调整;第三、全球资本流动与新兴市场的调整。

一、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目前媒体经常地讨论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是中国经济的“怪现象”。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其实是在同方向上调整的两个渠道。以前中国的商品便宜,现在要变得不那么便宜,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和价格上涨这两个渠道来实现,也是对不均衡市场和不均衡经济的调整过程。

人民币升值后,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上升。我国目前大量进口大豆、石油等物资,在这些物资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原因,进口价格上升幅度有所减少。由于国内物价的上涨,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若中国一年进口一万亿美元,相当于GDP30%,以此为权重综合考虑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加权购买力基本持平,至少没有降低。

人民币升值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如何?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成为中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但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变化能够非常有效地引导资源向国内需求配置。价格引导的力量强过很多行政主导或措施,能够最有效率的引导资源配置向国内倾斜。所以说,市场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价格比人强。

因此,我们要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货币从紧的方针。此后国际和国内发生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暴露,危机更加深化,美联储两次大幅度降息;另一方面,国内出现严重冰雪灾害。但是通货膨胀依然是目前面临的首要危险。因此,2008年我们将继续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继续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准备金政策大力对冲流动性;通过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引导商业银行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在经济总量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我预计2008M2的增长率为16%,银行贷款增长率将低于2007年。同时,加强信贷支农,做好灾后恢复生产和春耕备耕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

   

二、中国大陆金融资产配置的市场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M2/GDP呈现持续快速增长,近几年才走平。M2/GDP比例提高一方面是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金融结构中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银行储蓄一直是投融资主要渠道。对此问题,我1996年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现在看一下最新情况。

2007年实体经济部门持有的主要金融资产余额中,通货及存款类金融资产(现金,本、外币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委托存款等其他存款)余额4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9%;流通股资产市值6万亿元,增长2.8倍;基金类资产市值3万亿元,增长3.3倍;保险类资产2万亿元,增长25.1%;信托权益类资产6671亿元,增长1.8倍;理财类资产:5128亿元,增长1.9倍。以上是2007末余额比上年增长的金融资产。实体经济部门金融资产余额比上年下降的是债券类资产:余额七万多亿元,下降2.4%

2007年金融市场的巨大发展说明,市场机制在运行,整个金融资产配置经由价格和市场引导在向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向调整。实体经济部门(非金融企业和住户)普遍增持股票、基金类金融资产,减持存款和债券类资产。银行贷款虽然继续在各类融资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股票融资比重明显提高。

作为总结,我们总说中国太依靠间接融资了,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那么怎么样才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实际上2006-2007年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机遇。这两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优化明显,是符合大力发展直接投资的方向的。在中国金融资产配置调整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强调这三句话: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价格比人强。

 

三、全球资本流动与新兴市场的调整

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大量增加。具体表现是:外汇储备大幅增加,FDI流入创下新高,非FDI资本流入快速增长,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明显上升。把上两个部分的主题扩大到全世界,可见对全世界而言市场在运行,资本按照市场规律流动。

从新兴市场应对资本流入的措施和经验来看,一是增强汇率灵活性;二是实行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利用利率管理资本流入;三是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四是加强金融监管;五是鼓励资本流出,加强资本账户管制。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我在这里用其他各国的经验来对此进行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和泰国面临着相似的宏观经济问题,实行了资本管制措施,但实施效果不甚理想。

资本管制有这样的规律:刚实行管制的时期有一定作用,但时间长了市场将会以更大反弹、更大规模的流入来抵消政策的有效性。资本管制无法根除资本大规模流入。局部性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如果实行全面的资本管制,则代价太大,不仅影响经济效率,还可能导致腐败问题,因为难以持续。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还有台港澳、海外侨胞等特殊情况,资本管制的难度更大。此外,衍生工具的发展降低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投资者会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来规避资本管制。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放松对国内资本外流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接近合理水平的汇率、利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调节资本流动是最重要的。

通过以上三部分可以得到同一个道理,市场机制正在运行,经济不均衡正在收敛。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市场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价格比人强。

张媛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2次报告会(2008224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617

2008年第3期(总第6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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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观察12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8224日下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和祝宝良副主任的演讲内容。

宋国青:生产弱共振 需求强脱钩

“共振(comove)”是过去研究描述不同国家经济协同波动现象的词语,“生产弱共振”指国际生产对国内会有一些弱的影响。“脱钩(decouple)”是高盛去年提出的描述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现象的词语。“需求强脱钩”指国内需求与国际可以完全脱钩。下面首先从货币供给情况说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然后说明“生产弱共振、需求强脱钩”的具体情况,最后讨论通货膨胀的不同观点及其对预测和政策的影响。

以前根据M2进行短期预测的效果一直很好,200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问题。20075月发现货币度量存在问题,采用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总和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比M2能够更好地预测通货膨胀率。去年“通胀高峰可能已经过去”的提法需要检讨,现在看来高峰现在不但没过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当时的错误在于高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心,政府下一步行为没有好的模型能够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猜测。

货币度量出现问题主要因为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中有一块未计入M2,而且增长很快,200711月同比增长84.5%,这导致M2低估货币增长率。这部分货币高速增长可能和2006年起资金不断进入股市有关,过去增长不高影响不大。

货币快速增长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额度外信用的扩大。额度外信用扩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迅速增长。20071月至12月,外汇存款减少77.4亿美元,其中企业外汇存款增加103.2亿美元,而外汇贷款增加537.8亿美元。20081月外汇贷款仍在快速增长,1月比去年12月增加了169亿美元。二是国内信贷增长高于贷款增长。2007911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5070亿元,而同期国内信贷增长9814亿元,人民币贷款以外的信贷增长很快。由于企业贷款积极性很高,额度控制之外的地方会流出很多货币。现在推测20081月货币增长率依然很高,货币支持的通货膨胀率在6%以上。其余部分可能受猪肉和雪灾因素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国际经济不景气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首先影响出口,出口再影响国内经济。从数据看出口主要受汇率和国际经济两方面影响。2008年人民币汇率会大幅上涨,加上国际经济不景气,2008年出口增长率会下降。

出口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2000-2003年间表现为“强共振”:出口下降,工业生产下降,通货紧缩加重;出口上升,工业生产上升,走出通货紧缩。近几年表现为“弱共振”,出口与国内经济关系减弱,甚至“反振”,最近几个月出口下降同时出现通货膨胀。

“强共振”是总需求不足的时候特殊情况,传递机制是出口通过货币影响内需。出口下降使得企业贷款减少,货币供应量下降,内需下降;出口上升使得贷款增加,货币供应量上升,内需上升。“强共振”的前提是货币政策“失灵”,货币供应被扰乱了。2001年货币当局希望增加货币供应,但采取的政策达不到。在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正常的时期,外需下降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平衡。现在出现出口下降,稍微放松国内信贷就可以保证总需求。现在过早考虑把从紧宏观调控改为适度宏观调控,可能会贻误通货膨胀。

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当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看法很简单,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钱多了就涨价了。另一种观点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这有点类似二十年前,1988年就听到很多人谈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目前政策可能对两种意见都有所取,所以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控制成本。两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截然不同的,过多考虑后一种看法可能对货币紧缩造成贻误。所以现在对通货膨胀率看高的一点原因是担心宏观调控可能不会下重手。

对于货币政策目标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短期里货币政策要兼顾通货膨胀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背后逻辑是短期里面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或者说通货膨胀控制太厉害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所以货币政策需要在两个目标之间做一些权衡。另一种观点就是不能权衡。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货币政策实行单一目标,货币政策不管其他只管通货膨胀率。单一目标背后就是不承认成本推动,不承认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权衡。权衡在某种程度上起的是兴奋剂作用,吃兴奋剂会在短期见好,后果会抬高通货膨胀预期。1988年的抢购一般认为是“价格闯关”引起,但很重要一点是连续多年的高通胀低利率抬高了通货膨胀预期,最后只要有一点冲击,通货膨胀就上去了。通货膨胀仅仅在出乎预期的时候管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家上当受骗的结果,政策不能寄希望于让人上当受骗。

从预测的角度,现在看政府下重手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没有达到应有程度,因此未来较高通货膨胀率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祝宝良: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几大趋势

一、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据测算,2003-2007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分别为9.8%10.2%10.6%10.8%11%,高于改革开放28年来潜在增长率9.7%左右的平均水平。最近连续几年经济和投资高位增长导致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快速提高,形成了大量生产能力,大大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非农产业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左右的水平。国内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得到明显加强,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充裕的国家外汇储备也增强了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回旋余地。

二、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经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脱钩现象。世界经济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外部需求的调整引导我国内部需求发生变化,缓解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矛盾。外部需求减少有利于抑制贸易顺差过大的矛盾,减少我国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劲增长,有利于我国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实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减少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美元贬值会减少低附加值产品、高污染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口总量减慢和出口结构调整,会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会得到较快发展,有利于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促进消费增长。

三、近期极端气候灾害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有限

在看到冰雪灾害对我国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一影响是暂时的。要吸取2003年治理SARS冲击的经验,避免高估雪灾的负面影响。如果现在重新评估2003SARS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和政府为减少SARS冲击所采取的经济手段,可以发现,2003SARS疫情爆发后,当时对其负面影响的判断偏悲观了些,为保证经济增长势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手段,从而促使2003年出现信贷猛增的局面,并推动经济运行在2004年上半年转向“过热”。有鉴于此,我们对当前的雪灾损失也不宜估计得过于严重。

四、我国经济将由加速增长转变为高位趋稳小幅回落

GDP增速将从2007年的11.5%回落到2008年的10.5%左右,下降0.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长10.2%左右。 

消费需求拉动作用加大。连续多年宏观经济景气较旺,新增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结构升级对消费仍然会保持较强的促进作用,这些基本因素决定了2008年我国消费品市场销售增长率仍将保持高位。

投资增长基本稳定。在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设备利用率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历史最高值85.3%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仍然高涨;企业自有资金增长较快,为企业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2007年新开工项目增长较多,为2008年投资提供了增长惯性;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基础没有改变,政府换届会拉动投资增长。

外贸顺差增速有所回落。世界经济增长减慢、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多、国内2007年密集出台的控制出口过快增长和调整外贸结构的政策效果在2008年进一步明确显现、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提高、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2008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进口增长基本稳定。

五、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全年呈前高后低走势

我个人认为,这次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一是我国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投机炒作初级产品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地缘政治纷繁复杂,进一步推动了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二是可贸易的制造业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不可贸易商品价格上涨较快,物价上涨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三是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政府没有补贴的产品(除了粮食外)生产受到影响,供给不足。

2008年,物价上涨的这种成本推动型和结构型特征仍很明显。一是农产品价格将继续上涨。2008年世界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库存持续下降,美国生物能源加工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消费量不断增加,都会继续给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二是国际原油价格仍存在上涨压力。三是资源价格改革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四是劳动力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五是通胀预期不断加强,对物价形成支撑。

六、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

如果认定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货币政策怎么办?因为货币政策是调控需求的,用来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胀很管用,治理成本推动型的可能就不是那么有用。再者,我们历次的通胀都是需求拉动型的,只要控工资、控贷款,物价就会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没有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经验,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相关的政策措施。

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第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变,这一政策主要是防止通胀预期。第二,财政政策应该在防止成本推动型通胀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增加对居民的补贴以及对农产品上进行补贴等。第三,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该加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促使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抑制输入性的通胀。

刘鎏、董兵兵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2次报告会(2008224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618

2008年第4期(总第699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2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8224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贾康教授和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内容。

贾康:中国财税体制、政策与改革

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解

财政到底怎么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全局要求从而实现自己必然的转型是在1998年提出的,方向即是即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在过去十年中,公共财政虽被反复讨论,但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公认的经典的定义。我提出以下四条基本的特征以供参考:

1)公共财政必须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政府理财的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2)公共财政是以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些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和手段。(3)公共财政是在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力制衡基础上规范的公共选择,形成政府理财的决策与监督机制。(4)公共财政以公开、透明、体现资金完整性和公众意愿、事前决定、收支脱钩、严格执行、追求绩效、可问责的现代意义的预算作为政府理财的具体运作方式。

按照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的导向和基本特征,我认为在动态发展中应该抓住一些主导性的因素,包括:(1)在政府和财政的基本职能中收缩生产建设职能。(2)要合理掌握财政分配的顺序,注意轻重缓急。(3)形成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即催生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系列管理条件和机制。(4)政府财政部门、税收部门要形成理财系统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和制度规范。现在我们的征税系统已经非常正面的提出要为纳税人服务,企业不需要想尽办法“款待好”国税、地税的征税人员,只需要在网上报税的终端系统自己报税就可以了。(5)理财的方式必须转变,努力发展“四两拨千斤”的机制。(6)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理财势必要形成一个公共收支预算(指经常性收支)、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相互之间既具有独立性但又必须协调配套的复式预算体系。

二、财税体制

我国在1994年以后分税制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引起各方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省以下财税体制方面出现了难题。在五个层级的政府和财权中,地方四个层级的财力重心越来越向更高层的省和市来提升,而事权出现了向基层县和乡下压的情形,因此出现了财力和事权的背离,造成了基层财政的困难。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的探讨,我和其他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解决省以下体制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中国推行财税体制的扁平化改革。具体做法是县管乡、省管县,将原来的五个层级财政转化为中央、省和市县三个层级,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一个体制,再加上中央和省的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就能解决欠发达地区的财力问题,实际上达到财政与其公共职能相匹配的目的。

三、财政政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调控必须走向间接调控,而间接调控主要依赖的就是两大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后者更多的是调节总量的问题,而前者主要侧重调节结构问题。货币政策调节更多的是中央银行调控下的商业信贷体系、金融体系,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支持直接效益高、风险度相对低的生产厂商和相关项目。而财政必须追求所谓的社会效应、综合效益,更多的考虑雪中送炭,这是他们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侧重点。当然两大政策之间也存在相互协调的密切结合部,比如国债、国库现金管理和最近的超额外汇储备如何运用等。

财政政策过去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收、支、平、管”。比如说政策哲理方面必须要深入探讨一下。现在很多官员仍然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但是从公共财政的逻辑源头考虑,我们似乎应该考虑需要支出什么,然后以此来匹配相应的财力,也就是“量出制入”。还有关于政策原则的讨论。过去我们一直坚持年度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因此,三十年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和现实显然是无法吻合的,不但不能实现年度的收支平衡,而且按照一般理解的长期动态平衡也无法解释。另外具体政策体系可以有多种分类,涉及许多技术性的内容,这还需要我们将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四、财政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政策需要三个层面的创新:首先是制度创新。做好省以下分税制的落实和整体分税制的进一步提升和改造。进一步完善以20多种税为基础的多层次复合税制。其次是管理创新。具体包括综合预算;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收支两条线;税费改革;绩效评估等。最后是技术创新。预算的收支科目已经实行了分类改革,使它让公众更容易了解政府的钱对应什么职能。以后可以使我们的收支分类和国际接轨。另外,推进金财-金税工程和政府“十金”网络系统,通过对接和联网,一个指令就可以得到明确的收支概况。

以上三个层面的创新显然需要互动。另外在财政改革方面,外部的改革配套是不可缺少的。行政管理体制、市场制度建设、财产制度都必须实行配套改革的联动,才可能实现前面提及的财政改革的内容。比如,各级政府都必须有自己的税基,那么现在的市县一级应该享有的税基是物业税即不动产税。要开征不动产税,必须先具备规范的有公信力的财产登记和保护制度。

周其仁: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

目前在认识上存在着将货币总量和物价结构混为一谈的倾向。从2004年以来,流行的思维就是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比如结构性过热、结构性房地产价格问题、结构性股市泡沫。现在通胀指数超过了5%6%,我们还是称之为结构性物价上涨。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是一味强调结构问题就会忽略对总量问题的观察和警惕,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价格干预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上限管制,就是用行政或法律的力量限制商品服务的最高价,凡是在市场上以高于规定最低价出售商品服务的卖家,被看作违规或违法;一是下限管制,则是由管制当局规定最低价,不得在市场上以低于规定最低价的价格出售商品服务。除了直接管制价格数量,也存在通过直接限制某些行为,或限制合约的非价格条款来限制某些生产或交易的活动,从而间接管制了物价。

今天主要通过讨论几种产品,看看目前的价格管制。第一个是电。关于电的矛盾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煤价是在基本开放的市场上由供求力量形成,而电价是政府管制的。2007年以来煤价大幅度上升,发电公司必须买煤发电,而电价不能涨,结果导致发电公司亏损。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煤价形成中也存在着非市场干预,比如由于强调煤矿安全生产而关闭大量中小煤矿,有下限管制之效。国民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两难问题不是简单的对错能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分寸、时机与量度等。

第二个是粮的情况。目前对食品实行价格上限管制。由于政府大量抛售库存,国际粮价的上涨没有传导至国内。这当然是好事情,如果粮价也大涨,那通货膨胀就更严重了。但是也有隐忧,因为目前的粮价是为下一个生产周期提供信号的。粮食相对价格压得低,农民生产的意愿就会下降。更重要的是考虑粮食问题时,不仅要考虑生产问题,还要考虑库存问题。当农民的通胀预期起来以后,惜售行为就会出现。

第三是劳动力。现在有了一个最低工资限制。目前最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决定均衡价尚未相差很多,因此可以说最低工资对劳动力价格的歪曲程度不是那么高。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严重的问题是非价格管制,即20081月份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按照新劳动法规定,周六、周日工作,需要加工资。这其实是在限制那些宁愿在周六周日不要加倍工资而要工作的人。再比如一些单位已经出台通知,所有的短工合同只签一次,不能签第二次。这些事实都表明在劳动力这个重要的要素上,我们下限管制的力量其实在增加。

第四个就是土地。维持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排斥集体土地入市,实质上也是一种下限价格管制,因为它限制了供应量,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抬高土地价格。我不相信土地价格会抬高房价,但是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往上升,会使得高房价得以实现。目前局部地方和城市出现的房地产市场“拐点”,是房贷收缩即需求管理的结果。房地产供给方面,下限价格管制导致的推高压力并没有根本消除。

以上四种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产出品,我们实行价格上限管制;一类是重要的要素投入品,我们实行价格下限管制。两种政策组合在一起,我认为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1980年代,饲料粮价格刚放开,猪肉价格依旧管制。用江苏农民的话讲就是:“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这是很深刻的一课。

所以我主张货币要紧一点,物价要松一点。不要花很大力量去管制物价,但货币控制要坚定不移。在价格管制中,不要将要素价格往上顶,产出价格往下压。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反对意见会很多。但是不要看到就业和经济增长下来一点,就说货币还是松一松吧。只要货币松一松,物价就又要起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损害中低收入家庭,于是实行物价管制。真是这样演变下去,小问题真是有可能变成一个蛮大问题。通货膨胀会成为一个中期慢性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其间,行为的歪曲、效率的损失,都不容忽视。严控货币在前期可能会有些痛苦,企业界、居民、舆论、政治上都会面临压力,这时需要顶住。形象的比喻就是现在温度已经蛮高,重要的是要撤火,釜底抽薪,而不能说底下再加把火,上头加个盖。那轻则烧糊,重则炸锅。中国经济就是处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我希望我讲得言过其实,但是即便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危险性,也值得提醒各位注意。

董兵兵、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3次报告会(2008427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887

2008年第21期(总第716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3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8427下午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滇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分别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徐滇庆和卢锋演讲内容。

徐滇庆:房价变动趋势

徐滇庆教授首先解释了最近房地产商降价促销的原因,继而提出了房价观测的原则,最后从供求关系、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产重新定价三个角度说明房价上涨的压力在2008年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

    一、房地产商为何降价促销?

首先房地产企业普遍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目前全国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平均不到25%,还有很多低于20%。其次,房地产企业在自有资本投入很少的情况下,在20062007年过度扩张,土地占用大量资金。据估计,房地产企业目前固定在土地上的资金超过一万亿元,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十分脆弱紧张。再次,从去年10月,CPI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央把执行了七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对房地产企业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后,土地政策从紧。国家规定了土地闲置一年收费、闲置两年无偿收回的反囤地措施。

二、房价观测的原则

1)房价观测不能拿短期的某个地区、某个楼盘的房价波动作为宏观的变化。某个城市或地区的月统计数据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短期波动可以很大。这因为楼盘是一个非连续函数,中心城区和郊区的房屋成交比例稍有变化,就可能导致均价大幅波动。

2)观测房价只能以成交价的历史数据为依据,而不能拿房地产商的要价为参照。房地产商与其他企业一样,有其营销策略,那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分析去年年底和今年的一些降价活动,一定要注意区分宏观统计数据和房地产企业营销策略。比如上海浦东有个楼盘是汤臣一品,要价是每平米11万元。尽管汤臣一品没有卖出去,但是汤臣集团在上海浦东盖了一大片小区,其均价比其它公司要高500-1000元,因为大家一提到汤臣就想到汤臣一品,想到汤臣一品就想到高档楼盘。如果有一天,汤臣的营销策略达到目的了,然后把汤臣一品的售价从11万元降到8万元,能认为汤臣一品是降价了吗?

从统计局和发改委关于房价的统计数据来看,房价并没有下降,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字的增长,只是增幅降低了。2008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11.3%,环比上涨0.3%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9%,环比上涨0.2%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中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4%,环比上涨0.3%

三、房价上涨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房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供求关系、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产重新定价。

1)从供求来看,房地产市场上的需求包括正常需求和投资(或投机)需求。有人以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房价下跌来类比中国房地产市场。这种说法忽略了中美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人均住房面积在60多平方米,而中国只有不到30平方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多年维持在同一水平,而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则处于每年递增1平方米的上升期。简单的类比是缺乏根据的。从正常需求来看,2006年全国人口净增700万,5年来平均每年农村进城人口1780万,每年结婚的新人980万对,大学毕业生500多万。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有人说,老百姓买不起房,因而房价将会下降。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老百姓”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定义。中国有13亿人口,贫富差距很大,12%的人拥有将近80%的银行存款。13亿人口的12%就是1.5亿人。1.5亿高收入人口已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远远超过英国法国,他们足以将未来五年新建的商品房全部购完。

投机房地产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富裕群体和海外流动资金。海外出现次级债危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大量流动资金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从供给角度看,房地产市场是否能扩大供给?当前土地供给有限,要用70%的面积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户型房,于是商品房供给量受到限制。

    2)流动性过剩依旧严峻。20081季度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其中55%的部分不能解释,只有45%来自于外贸顺差和FDI。同时,紧缩政策后,货币贷款增速依然不断增加。2007年全年贷款增速为16.5%20081月贷款增速17.5%2月份贷款增速16.6%3月份贷款增速16.2%

3)关于负利率与资产定价问题:20083月,消费价格指数(CPI)为8.2%,基准利率为4.14%,出现了4个百分点的负利率。受到多种因素的牵制,利率在短期内升不了多少,而通货膨胀率也降不下来。只要有负利率,银行中的居民存款就会流动。关键在于这些钱会往哪里流?理论上,金融市场有五个部分: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而我国的债券市场规模不大,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基本上都没有开放,资金很可能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商品房在2007年的成交规模是2.5万亿。如果今年增加1万亿的需求,那就是3.5万亿,那就不得了。而新增1万亿是个太低估的数字。姑且不论19万亿银行存款的流出部分,仅是今年新增的2万亿收入就未必会进银行。如果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那商品房价格就会出现剧烈上涨。

在房价上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民生,以民为本,多盖一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小户型房。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资产定价的角度来观察,房价很可能还要涨上一段时期。等到金融结构调整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房价暴涨的趋势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卢锋:输入型通胀论实证探讨

去年以来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原因讨论中,非货币通胀解释观点比较重视三方面因素影响。去年较多讨论猪肉价格飙升拉动食物价格上涨引入通胀压力,今年初援引南方部分省区暴雪冰冻冲击正常供给拉高成本并加剧通胀压力,最近则强调国际粮价和资源性商品价格上涨引入或加剧通胀压力。第三点属于输入型通胀观点。下面从理论背景和经验证据两方面对输入性通胀论初步考察。

输入型通胀理论逻辑和渊源

输入型通胀是非货币主义通胀理论之一,非货币通胀发生机制可用加成定价模型表述:P = [W/AP + ICd + ICf + OC] + PM,即企业定价取决于平均成本(包括“单位劳动成本”、“国内和进口投入品成本”、“其他成本”)和毛利润率。用一句话来概括,非货币通胀理论认为,形形色色“外生冲击”拉高微观企业定价并在宏观面导致通胀。

非货币通胀论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英美作为胜利国,战后工会力量强大,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劳资谈判中要求较快工资增长。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及平均成本上升。凯恩斯学派论者认为工会推动工资较快是当时通货膨胀现象主要根源。这类观点在上世纪50-60年代比较流行,可看作是第一代结构性、成本推动型通胀论主流观点。

上世纪70年代初爆发第一次中东危机,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并引发随后粮价飙升。由于石油和粮食可贸易性较高,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商品存在不同程度进口依存度,油价和粮价飙升被解释为当时通货膨胀的关键原因,输入型通胀成为第二代非货币通胀论的重要观点。撒切尔和里根主政时工会力量削弱,输入性通胀在非货币通胀理论中地位更见重要。

中国因素与若干矿产品国际供求关系

首先以铁矿石、精炼铜、原铝和石油等四种矿物品为对象,考察输入型通胀论对我国实际情况解释作用。这些矿物品国际价格近年大幅上升。如2007年精炼铜价为7131美元/吨,是20031779美元的4倍,2007年原铝价格是20031.87倍,原油价格是五年前2.32倍,铁矿石价格是2.74倍。另外四种矿物品2001-2007消费增长率比1970-2001不同程度大幅增长。“量增价涨”事实显示,需求激增是价格上涨基本原因。

我国是不少大宗资源性商品重要进口国,依据国际商品价格飙升提出输入型通胀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这类推论实际采用国际经济学中所谓“小国模型”分析思路,即假设国外价格变动与我国基本无关,或我国是价格接受者。评估输入型通胀观点,关键是要结合相关经验证据考察上述假设是否符合实际。

为定量考察我国消费变动对全球消费影响,计算我国这些大宗商品最近五年消费增量三年平均值,并除以同期全世界这些商品消费增量三年平均值,所得比率值称作我国对特定商品需求增量的全球贡献度。初步测算结果显示,过去五年我国对原铝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为51.6%,同期精炼铜增量贡献度为55.9%铁矿石(生铁)贡献度为85%,原油为33.5%。我国对上述四种原料能源矿产品需求增量贡献度的简单平均值高56.5%

需要指出,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定阶段对资源投入大规模密集增长是难以避免的,也具有经济合理性。我国需求增长显著提升全球需求,对资源供应国以及区域甚至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类产品短期供给弹性较小,我国需求增长会通过“巨型经济体”效应不同程度拉高国际价格。因而输入型通胀说需要的国际价格外生性前提假定未必成立。至少就上述大宗商品而言,与其说是“外部输入通胀”,还不如说“通胀出口转内销”。

粮棉贸易与国内外价格关系

近来国内外粮食市场波动和价格上升成为引人注目问题。尤其是国际小麦、大米价格最近大幅飙升,导致少数国家出现短期市场性抢购,甚至引发个别国家政局动荡。新一轮国际粮价急剧增长在国际援助、能源政策、贸易规则等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具体到国际粮价与我国粮食供求变动关系,依据对相关经验证据观察,大体可以得出两点判断:我国需求变动对近一年多来国际粮价飙升影响很小,另外近来国际粮价飙升对国内粮价影响也比较小。

从粮食贸易结构和总量变动看,我国2004年粮食进口大幅飙升,随后粮食净进口变动较小,因而对最近一年多国际粮价飙升影响较小。国际粮价飙升根源我在其他文章中专门做了讨论。我国在不同粮食品种上贸易地位以及粮食贸易量变动,决定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以及一般物价影响。我国作为最重要大豆净进口国,国际大豆价格飙升对国内影响较大。然而中国是小麦、玉米、大米等谷物净出口国,由于净出口量增长比较有限,国际价格飙升影响较小。

观察我国改革时期三种主要谷物市场价格数经历了三个运行周期。1995年粮价达到阶段性高峰并出现相对过剩,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90年代后期粮价几年持续下降,世纪之交在低谷徘徊。粮食供求到2003年底发生阶段性转折并进入周期上涨通道,三种谷物价格最大幅度上涨发生在2003年底和2004年上半年,2005年前后有所下降,20062007年分别上涨8%左右。国内最近粮价上涨尚属温和,也说明国际粮价传导作用至今较小。

国际棉价过去三年持续增长,不过与粮价目前“内低外高”格局不同,国内棉价过去几年一直高于国际价格。虽然差距近来缩小,目前国内棉价仍显著高于国际水平。国内外棉花贸易价差一段时期持续存在的政策背景,是近年我国对棉花贸易实行配额和滑准税管理措施。由于国内棉花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直接关系看当然谈不上输入通胀问题。

近年我国棉业经济表现出两方面特点,对评估输入型通胀分析思路具有间接认识意义。一是我国棉花净进口和消费量超常强劲增长,显然对近年国际棉价回升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我国棉花净进口从2002年几乎为零,猛增到2006年创纪录的363万吨。我国棉花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比重2001-2003年为69%,过去四年上升为91%

二是我国棉纺织品净出口近年强劲增长2001年我国棉纺织品净出口134亿美元,2006444亿美元,是2001年的3.31倍。据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棉纺织品间接净出口250-300万吨棉花,可见近年净进口棉花绝大部分由制造业净出口实现外销。

通过广义加工贸易实现的我国棉花净进口与棉制品净出口有机匹配,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入世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它同时提示,对中国这样经历开放成长的巨型经济体而言,输入(输出)通胀(通胀)这类概念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认识价值。

几点小结

第一,过去五年我国四种矿品需求增量全球贡献率34%-85%间,它们国际价格近年较快上涨相当程度内生于我国需求增长。第二,近来国际粮价猛涨,然而由于国内贸易和流通政策等方面原因,国内粮价最近两年上涨相对温和,外部粮价飙升对我国传导效应至今较小。第三,近年我国棉花消费和净进口量大幅上升推动国际棉价上升,然而我国国内棉价仍显著高于国际价格。初步结论是输入型通胀观点比较缺乏经验证据支持。

政策含义在于,虽然结构性根源说具有一定解释功能,新一轮通胀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较快增长以及货币扩张过多,因而需要更多采用货币政策和其他总量性措施加以治理。方法论含义在于,我国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很高,客观具巨型经济体(giant economy位,国际经济学“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等标准假定基本不适用。认识中国经济成长具体规律,需要重视和运用大国分析思路和方法。

(张媛、田达整理)


13次报告会(2008427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888

2008年第22期(总第717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3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8427下午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张曙光教授和沈明高博士演讲内容。

张曙光:先收租,后交利,收租与减税并行

张曙光教授对于国企分红提出了先收租后交利的看法,认为对于国有企业占用资源的租金应先收足。由于收取租金会增加政府收入,因此需要减税政策来做配合。

先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说起。简单说,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产权改革,一个是国家和国有企业利益关系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有两个方面突破。一个方面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方面突破是股份化改造。这里的股份化改造不是国有部门互相参股,而是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国有企业。除了产权改革,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也进行了改革。

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三个重要经济范畴概念表现出来的: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者之和是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后毛收入。与这三个概念对应的是国家的三种身份: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资本投资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背后实际上就是围绕国家和国有企业利益关系进行的。整个改革过程都渗透着这个问题:到底国家和企业各拿多少,怎么拿,拿的先后次序怎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是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部下拨,于是租、税、利三者煮成一锅无法分开。利改税以后,利润和税收这两个东西开始分开了。二者分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国家交营业税和所得税,结束了国有企业不交税的历史。第二,在国有企业交税的同时,实行了一项政策“拨改贷”,即国家不让企业交利,但也不给企业投资。企业用利润去投资视同国家投资,投资形成资产是国有资产。第三,中央鉴于国有企业的困难,在分税制文件中明确规定以下过渡措施,即1993年之前成立的国有企业暂时免交利,微利企业上交的利润也不退库。可以看到,分税制和利改税确实是规范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个重要办法。现在要国有企业交利,并不是否定以前的改革,只是把过去的暂免交利改成重新交利而已。

国有企业交利符合改革的方向,而且符合现在的实际。承认国有企业交利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国资委和财政部的当前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一种混淆,在实践上也不是一种前进。为何我对这个政策持这样的态度?关键在于这个文件混淆了租和利这两个范畴,不仅未理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这种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使用国家的资源都要向国家交租。第二,在土地租金方面,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分,绝对地租是国家不应该拿的,国家要拿的是级差地租。即使土地是私人所有的,国家也要拿级差地租,这是由级差地租的来源决定的。比如一条道路的通车、地区规划的改变会使得地租大量上升。第三,收租和交利的方式不一样。租金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拿走。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弄清了政策中混淆的地方。

或许文件制定者会说:我们对租和利做过区分,比如垄断性企业交利比例是10%,一般性企业交5%,军工和科研企业不交。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与资本投资者的身份是不同的,所以它拿的东西也是不同的,拿的方式、拿的次序上也不一样。现在国资委提出要企业交资源税,但国资委并没有得到授权可以分享国家租金。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在这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但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中国既然资源是国家的,那么收租应是国家的行为,不能混同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行为。我想这不是中国的特色,而是一个普遍的原则。现在通过交利的方法来收租,这不是一种混淆又是什么?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是怎么来的?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国有垄断部门时都用一般的产业经济学或者管制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一部分问题,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全部问题。中国垄断部门的利润有第二个来源,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比较低。资源要素的管理沿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做法,即国家把资源要素授予某个部门使用,而收取很少的象征性的使用税。有人估算,国有农场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租金大概是3796亿。如果加上城市其他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租金大概上万亿。

资源要素的低价格使得国家向国有垄断部门进行大量的利益输送,造成两个非常荒唐的后果。首先,它把租金变成了利润,变成了企业经营者劳动成果,变成了他自己的收入,于是给企业经营者占取全民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它通过这种利益输送养肥了一个庞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凭借手中垄断权利来挥霍老百姓的财富,来要挟政府。

总结一下,国有企业交利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处理上应该先收租、后交利。根据本文建议,收租必然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我认为,政府收入增加为减税提供了条件,使减税的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如果收了租而不减税,那国家的收入会更多。国家收入更多,我们改革可能就更难,因为改革都是在日子难过的时候推进的,日子很好过的时候是不可能改革的。所以收租和减税要同行,而且收租和减税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收租主要增加国有垄断部门上交的东西,减税是面向全社会的,对整个社会有利。通过这样一个办法就可以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政策进行一个重要的调整。

沈明高:成本正常化——推动通胀还是挤压利润?

讨论食品通胀或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文章很多,本文的讨论范围有所不同,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对其产品价格和利润的影响。制造业和食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特征是不一样的,这跟市场结构有关系。中国的制造业相对来说是竞争性的行业,而农产品和原材料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是很高,特别是原材料行业主要以国有企业垄断为主。

一、制造业成本低估

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投入品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在存在诸如此类成本扭曲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一些价格上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里着重讨论两种投入品:资金和大宗商品。

首先来看资金。如果一个被管制的经济在开放之后,其存款利率平均要上涨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贷款利率也基本会上升2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具体幅度取决于市场竞争情况,这意味着企业借款成本将上涨更多。

再来看大宗商品。从2002年到2006年,全球能源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9%,中国汽油和电力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9%。中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慢主要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部分好处直接转嫁给了制造业。

我们对劳动力、土地、大宗商品、资金成本、环境成本和其他成本的扭曲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制造业的成本扭曲总计为3.8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去年GDP15.5%,也相当于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2倍。

二、为什么投入品价格改革滞后?

投入品价格改革的相对落后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就业压力。如果政府人为地压低投入品价格,企业相对来说就会获得超额利润,企业投资的意愿就会增加,就业机会就会增加,(2)国有垄断。从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到现在,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撤回到资源性、垄断性行业。(3)控制通胀。实际上在20022003年通缩的时候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是比较合适的,但当时主要的担心是投资和经济增长放缓,改革能源价格有可能使经济增长更加缓慢。因此,通缩的时候能源价格改革有压力,而通胀的时候更有压力,因为资源价格改革会使通胀水平更高。所以,不论是通胀是高还是低,资源价格改革总是找不到合适时机。(4)产权不够清晰,产权保护乏力。

目前中国的成本正常化刚刚开始。所谓成本正常化是指主要投入品的价格将会由市场来决定,制造业将面临一个正常化的成本。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本正常化的一种形式。如果到明年这些商品的价格有所下滑,那政府就会推动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中国的投入品价格将很难出现之前的价格低位。

成本正常化的结果实质上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成本扭曲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投资者,拿消费者的钱补贴生产者。同时,政府拿到的纯收入也是在扩大的。因此,成本正常化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也有家庭和政府之间的再分配的问题。

三、成本正常化后中国制造业还有没有优势?

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这两个经济体1975年的人工成本都相当于美国的5%,而当时的人均GDP大约是2000美元,跟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基本相似。2004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都达到了15000美元左右,所不同的是此时台湾的人工成本只是美国的25.8%,而韩国的人工成本相当于美国的50%。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人均GDP也达到了15000美金,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工成本大概会是多少?我的看法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韩国的最大差别是其规模非常大,因而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也就是说,很可能中国大陆人均GDP达到15000美金的时候,其人工成本会比台湾和韩国的都要低,或者保守的说,其人工成本最多也超不过韩国的水平。

2)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制造业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在中国生产。全球能够与这么长的产业链相比美的国家并不是很多。

3)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优势。成本正常化一定程度上讲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工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可以提高,现在很多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应该是为国内的市场生产,甚至到时候不考虑为出口生产。

四、成本上升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成本上升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要么是挤压利润。在目前的情况下,哪种可能性更大呢?从扭曲的成本结构角度看,后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利润被挤压之后就是被并购或者破产。因此,应该可以看到新一轮的包括并购在内的行业整合。行业整合会减少企业数量,当其结束的时候,相应的一些领头的行业企业可能会获得定价权,这时候整个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才可能会引发通胀。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利润挤压、行业整合、然后才是通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不倒闭,那么说成本上涨推动通胀就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企业都不倒闭的一种可能是成本上涨并不严重,另一种可能是企业还能够继续消化成本的上涨。

(李新宇、董兵兵整理)


13次报告会(2008427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889

2008年第23期(总第718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3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8427下午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演讲内容。

宋国青:内需猛烈增长

与去年1季度相比,今年1季度内需增长率很高。首先讨论1季度总需求和内需增长情况,其次讨论进口额和进口价格关系,然后讨论最近货币供给情况,最后对一些观点进行总结。

一、总需求和内需

首先看总需求,1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22%3月份名义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2%,创十多年以来最高纪录。其中可能存在特殊因素,比如由于雪灾,2月份的一部分生产推迟到3月实现,但总体上总需求增长强劲。同时贸易顺差从去年3季度开始大幅下降,季调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2季度8.8%下降到20081季度6.3%。顺差下降有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进口增长速度上升两方面原因。进出口实物量变化不大,主要是进出口价格发生变化,进口价格涨幅高于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总需求增长率大幅增长,外需增长率大幅下降,内需增长率必然大幅上升。月度贸易数据不包括服务贸易,严格地说是内需和服务顺差之和大幅上升,但服务贸易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内需上升。

今年1季度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比去年1季度71%的同比增长率低82%,这导致1季度总需求下降至少5%。而1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率比去年高5%,因此1季度内需同比增长率至少比去年1季度上涨10%。实际消费增长假定和去年一样,名义消费增长率因为价格上涨比去年高5%。如果消费投资各占一半,投资增长率需要比去年1季度高15%。考虑存货投资和服务贸易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至少比去年1季度高10%

统计局公布的1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去年1季度基本一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去年的投资增长率存在水分。过去每年报告月度投资增长率20-30%,年末报告年度投资增长率只有百分十几。可能今年1季度报告的投资同比增长率24.6%更加真实。也就是说,如果统计因素导致投资数据和其他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问题不是出在今年,而是出在以前。

顺差下降和投资上升具有一定联系。顺差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经济不景气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内需猛烈增加导致进口增长率上升。内需上升对顺差至少有一半贡献,其中主要是投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口同比增长率非常相关,每当国内出现高通胀,投资大幅增长,进口就会大幅度增加。1999-2000年期间进口增长率大幅度上升的情况较为特殊,是由于1998年发生通货紧缩严厉控制进口,1999-2000年加入WTO前大幅削减关税、取消额度所导致。

二、进口额和进口价格关系

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一个解释是“输入型通货膨胀”,认为国际价格上涨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与小国不同,中国作为大国对国际价格产生很大影响。比较进口额和进口价格同比增长率,两者相关性很高。进口额和进口价格谁是因谁是果可以有两种逻辑,一是中国要买一定数量商品,进口价格上涨引起中国总支出增加。另一个逻辑是进口商品数量给定,中国花越多钱购买,价格越高。从过去的例子看,中国一买国际价格就上涨,比如粮食、铜。

如何验证谁是因谁是果?从数据上可以看事情发生先后,变化在先是因,变化在后是果。先后关系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变化在先的有可能预期到变化在后的要变化而抢先一步。由于中国进口额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出乎预料,用先后关系解释因果关系可能有一些道理。从19971季度至20081季度进口额和进口价格季环比增长率数据看,上期进口价格和当期进口额不相关,但上期进口额和当期的国际价格正相关。即中国进口价格上升不引起中国进口额上升,中国进口额上升引起中国进口价格上升。

中国进口增加引起进口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中国是大国,而美国也是大国却没有类似关系。一个重要区别是两国稳定程度和可预期性不同。中国总需求波动比美国大得多,几年前还是通货紧缩,现在则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几年内从-3%上升到8%。总需求波动大导致进口波动大。如果需求上涨能够事先预期到,生产者可以提早增加生产,就怕半夜三更敲店门说要吃海鲜大餐,店主只能做条小鱼,并且还要涨价。所以对于大国来说需求稳定非常重要。

即使对于小国,国际价格上升也不必然“输入”通货膨胀。首先,如果保持总支出不变,购买进口货物支出增加,购买国内商品支出就会减少,进口价格上升将带来非进口货物价格下降。其次,国际价格上涨可以通过汇率升值抵消。国际价格传导机制至少面临上述两道阀门,剩下能溜进国内的只是漏网之鱼。周其仁老师举的例子是日本,美国中国使劲向日本输入通货膨胀就是输不进去。日本资源进口幅度可能比中国更大,按照“输入型通货膨胀”逻辑,国际资源涨价,日本一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还是取决于货币,而日本货币始终不能增加。

三、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货币学派解释总需求的关键在于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有人说“总需求增加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却不给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理由,等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另一种说法是,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增加导致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确实会变,解释总需求需要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情况。最近总需求上升大概80%因为货币增加,剩下20%由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引起。

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有多种解释。一是食品价格上升导致被动消费。被动消费指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导致货币存量相对减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如果可以用数据说明食品价格上升导致居民储蓄倾向下降消费倾向上升,就能说明食品价格上升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但拿出这个证据很困难,家计调查数据可靠性较差。

其他原因也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过去发生通货膨胀时,会出现民间借贷、企业间融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政府抓“三角债”工作,解决企业间拖欠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企业对付通货膨胀和负利率的工具。负利率期间,资金富余企业把钱借给资金短缺企业,有好处双方分摊。这实际上不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而是新生成货币没有纳入货币统计。

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在负利率期间总会出现,不能把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全都归结为结构问题。即使把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全部归结于结构性问题,对于8%通货膨胀率最多只能解释2%,甚至不到1%。通货膨胀主要因为货币增加。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过去四个月略有减缓,现在大约20%,但其中有很大不确定性。首先,企业间借贷、民间融资等体制外货币不被统计。其次,一些可替代货币的资产不计入货币,比如股市融资。现在只能说出现了不太稳定的下降苗头,不过有出现有利苗头总比没有苗头要好。现在还要把货币增长率继续往下压,首先压到18%,即使稍微压过头再放松也没关系。

四、一些观点的总结

通货膨胀的一个副产品是粮食和资源类产品相对价格偏低。通货膨胀上升时经常会控制价格,有些价格控制影响不大,有些价格控制后果十分严重。现在的粮价控制就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国际情况是没有粮食,无论拿多少钱买粮,买到的只是高价。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农民一个很强的信号赶快去种粮食,采取国内外粮价隔绝办法对刺激粮食供给非常不利。石油价格也是如此,现在都说节约能源,油价却很便宜,总得让价格起一点作用。所以要赶快治理通货膨胀,理顺相对比价,让价格正常发挥功能。

现在的好消息是三月份数出来以后,领导层和主流看法稍有变化,似乎对出口不景气导致国内需求下降的担心小了一点,更趋向于从紧控制通货膨胀。我个人觉得这个好消息比货币增长率略有下降的好消息更好。只要政府决定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不是太大问题。如果一会儿讲“结构性通货膨胀”一会儿讲“输入型通货膨胀”,最后会延误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从去年到现在就是给各种说法延误,本来小病早治打两针就没事了,结果拖成大病。

一季度进口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8%,出口价格指数上涨不到8%,按照进出口量平均值计算,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国内损失1500亿,短期内影响的主要是企业利润,特别是存在成品油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落在炼油企业身上。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偏低,3月份利润同比增长率可能会相当高,但这是在短期总需求过度扩张情况下实现的,难以持续。从较长时期看,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趋于稳定。

张曙光老师刚才提的收资源税建议很好。最好赶快向石油企业收税,同时给其他企业和居民减税。减税不一定是减所得税。很多人认为减税就是减所得税,认为穷人本来就没交多少,减税是为富人服务。我一直说减增值税,17%增值税干脆取消,消费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其他方面太大问题,主要风险是高通胀持续太长。虽然看到一些好苗头,但还应当继续紧缩。

    (刘鎏整理)

14次报告会(2008726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9082
14次报告会(2008726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9081
14次报告会(2008726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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