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8-11次报告会简报(2007年)

 发布日期:2008-1-4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  

8次报告会(200724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608

2007年第8期(总第645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年2月4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胡大源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巴克莱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分别就“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分析”、“全球流动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人民币升值效果显著”、“我国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和“关注医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7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的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易纲教授的发言内容。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近几年来成为国内外关注焦点,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更加深了对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看法。人民币币值是否严重低估最重要的证据应该看经常账户。如果币值严重低估,国内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强,出口就会多,同时国外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国内就会高,进口就会少,因此,经常账户盈余的绝对量和经常账户盈余相对于贸易总量以及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都很大;反之,如果币值严重高估,经常账户盈余的绝对量和相对于贸易总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都很小。

当国际上开始热炒我国人民币升值时的2003年,我国贸易盈余的绝对额255亿美元少于1998、1999年国际上热炒我国人民币贬值时的435亿美元和292亿美元。即使2005年我国的贸易盈余增加到1020亿美元,贸易盈余占进出口总额比例只有7.2%,低于1998、1999年13.4%和8.1%。虽然2006年的贸易顺差为1775亿美元,绝对量很大,但汇率如果真的低估,贸易顺差的相对量也应该大。1997年进出口总额只有3252亿美元,2006年有17607亿美元,但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1997年为12.4%,2006年只有10.1%。人民币是否低估还可以从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国际比较中得到印证。如果我国人民币的币值比其他国家低估,那么我国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应该比其他国家高。但是我国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东亚经济中处于最低水平,以2004年为例我国比例只有1.7%,远低于日本的3.7%,新加坡的19.8%,台湾地区的6.6%,韩国的4.2%,马来西亚的13.7%,菲律宾的3.2%,泰国的4.5%,香港的8.1%。如果国际上金融炒家真是以币值偏离均衡作为汇率投机的依据,那么这些炒家炒的对象应该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地区、韩国等的货币而不是人民币。从上述贸易盈余情况的比较来看,合理的推论是人民币的币值并没有严重低估。

最早提出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不是学术界、经济界,而是政治界。2003年日本政府指责我国人民币币值低估,出口产品便宜,导致国际上出现通货紧缩。但是,2003年我国贸易量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而世界贸易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也就是我国的贸易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左右,即使我国出口的产品全部免费赠送也不能引起国际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出现连续10多年的通货紧缩。小泉首相2001年以治理通货紧缩为号召上台,到了2003年尚未能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的困境,看到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就以人民币的币值低估导致国际和日本出现通缩为借口来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指责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币值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抢走了美国的市场和就业机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增加。实际上我国生产和出口的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美国基本已经不生产,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完全是互补的。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是原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我国来生产,属于美国进口来源地的调整,并没有挤占掉美国自己原有的产业和市场。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不是需要以比较高的价格继续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就是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产品,而他们的产品必然比中国现在的产品价格高,美国总的贸易逆差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美国提出人民币币值低估同样是国内政治的需要,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激增,经济疲软,在期中选举时找一个替罪羔羊。

国际上提出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并没有严重低估,不过外汇储备在急剧增加。1996年到现在扩大10倍,但这是有外部因素的。美国自1990年代中以来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加,以2004年为例,比例达5.6%,总量为7000亿美元。美国是当前世界第一大经济和贸易国,美国贸易赤字的激增必然使和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

在外部因素不改变的状况下,即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外汇储备还会急剧增加。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238.05日元兑1美元大幅升值为1986年的168.03日元兑1美元时,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从1985年的491.69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858.45亿美元,外汇储备则从1985年的265.1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422.39亿美元。1987年日元汇率继续升值到144.52日元兑1美元,贸易顺差则继续增加到870.15亿美元,外汇储备增猛增加到814.79亿美元。贸易盈余一直到1988年才开始有所下降,而且,经过二、三年调整后,到了1991年外贸顺差又大幅攀升。外汇储备变动的趋势基本上和外贸盈余变动趋势相同,1989后有所下降,但是从1992年开始又大幅攀升。

在汇率调整期间,许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高报出口最终品的价格,来虚增贸易盈余以套取汇率升值的收益,在汇率升值期间或是预期汇率会升值时,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会扩大,外国资金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套利,使资本账户出现更多剩余。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顺差都扩大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会更增加。在上述的套利期过后,汇率大幅升值将会降低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竞争力,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降低经常账户的盈余,但是,将会伴随着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产能过剩的情形,而使物价下跌,抵消掉汇率升值的效果。所以,在一轮调整过后,经常账户的盈余很可能依然如旧。

而且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形已经相当凸显,如果汇率大幅升值,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雪上加霜,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通货紧缩。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好不容易压下来的银行呆坏账可能又会迅速反弹,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如果幸运地在大幅升值后没有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经过一轮调整后我国经济会继续持续发展,外资仍将会为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制造业上形成的卓越群聚效应,而把我国作为出口加工基地,以及为了进入我国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而继续大量涌进,资本账户仍将会有巨额的盈余。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则将继续快速增加。

我国外汇储备在2006年已经过万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对挑战,必须以实际行动稳住预期,抑制外汇升值投机。从2005年7月21日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开始,最初人民币升值2%,到去年底累计升值4.5%,今年1月份升值速度加快,累计升值0.6%。我们应该坚持有管理的小额浮动。因为人民币如果大幅升值固然可以打消投机压力,但是,很可能还会诱发金融经济危机,此时,国际金融投机家很可能反过来炒人民币贬值。对于我国来说,应付升值压力只要增发自己能够印制的人民币即可,相对容易;应付贬值压力则需动用外汇储备去稳定币值,外汇储备总有用完的可能,应付起来相对难。所以,在人民币币值没有严重低估,国内经济承受能力不高的情况下以大幅升值去消除国际炒家的投机压力,国民经济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投机者的目的是试图从汇率的大幅升降中获取暴利,如果他们认为我国汇率有可能按他们预期的方向和幅度变动,就会加大投机的压力;反之,如果确信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升降的可能,投机者自然会离开,投机压力就会消失。我国目前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外国的金融炒家投机人民币的成本很高。只要我国坚持目前所采取的自主的、灵活的、可承受的原则,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行动表明每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只会是在3%左右,投机者在赚不到钱而且亏本的情况下就会走开,人民币投机的压力就会消失。

当然,也要抓住这些机遇进行改革。第一,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体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1985年开始我国政府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以多赚取外汇。同时,给外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现在外汇已经不再短缺了,外贸政策应该以鼓励我国企业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目的。外资政策应该改为以吸引国内所没有、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和鼓励到我国亟待发展的落后地区投资为主要目的。

第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善宏观管理能力。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还应该防止投资过热的不断出现,避免产能过剩的情形继续恶化和向更多的产业蔓延。

第三,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满足储备资产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对外汇储备实施分档,将富余储备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进行管理,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例如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增加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储备,或者与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的生产国合作,投资战略资源的生产、储备的基础设施,争取这些战略资源的稳定供给;或者成立专门的管理国家外汇资产的投资公司,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战略投资者投资;或者可以用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

易纲: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分析

过去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从1978年到2006年GDP平均增长9.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约在8%-10%之间,1978年约为1000元/人,而2005年快到了6000元/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有显著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反映了体制激励机制和管理上的全面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推动产出快速增长,使得资本产出比没有因投资率上升而过快增加。目前资本回报还是很高的,大约在年率20%左右。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主流看法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和环境容量超过极限。外汇储备在2003年后增长比较快,2003年到2006年四年共增加了外汇储备7799亿美元,每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0%、51%、34%和30%。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对应应有8万亿人民币发放出去,导致流动性过剩。

在1998年到2002年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时,货币当局想办法投放基础货币放松银根。1998年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到8%,一下降低了5个百分点。1999年又从8%降到了6%,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当时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很低,1998年和1999年只有3.65%和6.69%。通过购买外汇放出的基础货币是比较少的,主要是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反通缩。2003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不确定的。不过那个时候货币当局已经发现,流动性是偏多了,所以在2003年4月份开始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收回流动性。8月23日央行宣布9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从2003年到2006年外汇储备共增加7799亿美元,吐出基础货币大约64000亿人民币。同期央行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个百分点,收回流动性约1万亿人民币,2006年底央行票据余额为3万亿元。也就是说在吐出的64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收回了1万亿的流动性,通过央行票据收回了3万亿的流动性。虽然央行票据可以随时抵押随时变成流动性,但这3万亿从总数上是减少了,市场总的流动性减少了。在6.4万亿的流动性中收回了4万亿的流动性,而且每年经济增长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约5000亿元基础货币,这4年经济增长要求2万亿的基础货币。所以,目前流动性虽然还是偏松,但并没有有些人想像得那么大。

观察世界各国的汇率和物价,会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的GDP都会比较高,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都会有个购买力平价的折扣。这个折扣有很多原因,除了商品质量、货币可兑换性、关税、运输成本外,法治环境、产权保护、治安问题、人口素质和自然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这么“火”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依法治国、保护产权、《物权法》即将出台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都起到稳定预期、提高信心的作用,从而改变世界对中国产品、不动产、人力资源的价值评估,中国的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值钱。例如房子产权、一手房二手房交易规则都越来越清晰,使得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产权得到了保护,人们得到了稳定的预期。这些进步和改变使得同一套房子现在的价值要比十年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进步,正是这些进步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印象。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觉得值多少钱。如果中国的形象在改变,那么中国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值钱。

现在我们还在改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现在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差得很远。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人口素质的问题、法制精神不强的问题和不尊重别人的问题等。如果国民的素质在提高,环境污染治理得更好,那么中国的东西就会更值钱,原来的价值评估就显得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中国的商品、能源、不动产、劳动力都物美价廉,全世界的需求就高,就会出现不平衡,出现贸易顺差、投资过热、外汇大量流入、货币供应量偏多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高投资回报率是在造成了大量负外部性情况下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这种不均衡做出调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涨价,另外一种是人民币升值。我们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过去十年除了CPI上涨较慢外,多数资产和要素价格上涨较快,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不均衡。最重要的要素价格——工资快速上涨。1990、1991年一个普通干部的工资是一百多块钱,现在同样的人同样的职务大约5000元,城里人的工资年均上涨约10.5%。如果工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那么汇率可以不升值。能源、原材料、大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相对几年以前离均衡点更加接近。

严格执法等于涨价。中国的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因为没有达到排放的标准,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成本,最终这些成本要由政府和纳税人买单,治理环境会使得这些企业成本上升。整顿市场秩序也意味着价格上涨。中国有个顽症是公路超载,2/3的恶性交通事件和公路超载有关,如果打击公路超载就意味着运费要涨。提高劳动标准,实行最低工资制,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少休息时间的要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在成本中。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要么利润减少,要么涨价。

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采取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实行“走出去”战略及汇率等多种综合措施,而不能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随着贸易多元化和国际货币间汇率波动的加剧,看待人民币币值需要从对美元的汇率转向有效汇率(即一篮子汇率)的视角。名义汇率不考虑通货膨胀,实际有效汇率是一篮子汇率考虑了各国通货膨胀。1994年开始汇率改革合并了市场调剂汇率和官方汇率,变成了一个汇率。1994到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都是升值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直是盯住美元的,那段时间美元处于强势,人民币跟着美元也走强。2002年以后美元走软,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跟着走软。走软的谷底一直到了2005年年初。在2005年7月实行了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总体上都在走强。据BIS测算,2006年末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为97.18和93.51,比2005年7月汇改前上升了3.7%和4.8%。

中国向美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据美国学者估计,中国每年补贴每个美国家庭500美元,每年补贴美国约4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而从其第二进口国进口,要多花4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使美国长期利率降低了20-25个基点,降低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水平。粗略估算,利率的下降使美国家庭总共少付200到400亿美元的利息。两项加总,2005年中国对美国补贴约600到800亿美元。但是美欧日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这种策略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其他国家在面临和我们相似压力时的做法值得借鉴。日本用了两年多完成了汇率的大幅升值,日本的货币政策有些小地方有失误,但总体来说宏观政策还是使日本国民的福利最大化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间也是德国马克大幅升值的时期,德国处理得很好,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资产泡沫。新台币也是用了大约5年多的时间从大约40新台币/美元升值到26新台币/美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做法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总结来说,看待问题应该用一篮子的视角。很多事情实际上和货币升值是等价的,比如保护环境、提高劳动标准、加大社保力度、严格执法。这些都意味着提高成本降低竞争力减少利润,往均衡方向调整。当然这些都是慢变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在经济分析中我们要把价格变量和其他实质变量,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些工具组合运用好。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日本、德国、台湾的经验。通过经济观察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上犯错误的概率将进一步减少,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赵洪岩、李旻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8次报告会(200724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609

2007年第9期(总第646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年2月4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易纲、黄海洲、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六位教授分别做了演讲。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黄海洲教授和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

黄海洲:全球流动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流动性问题与全球流动性问题紧密相关。全球化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变化,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虽然有诸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快速的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我们预测中国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8%左右。

2005年之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产生了根本性变革,重要原因是全球的流动性今非昔比。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流动性加大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并且已经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从2002年开始,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2006年第四季度,仅中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和韩国五个经济体,就新增了1100亿美元外汇储备。新兴市场国家变成资本输出国的背景是由于过去二十年来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官方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参与者。这些输出资本的特点是数量很大,对冲不足。过去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不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过去发生的几次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使得这些国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导致这些国家金融风险发生了结构型变化。以前风险在负债方,流动性冲击导致货币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而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着新的危机,即风险从负债方转移到了资产方。由于美国利率调整或美元下跌,新兴市场国家没有对冲的投资可能面对大量的损失。有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很强,有的不是很好,经济不好的国家就可能出现隐患。当拼命增加外汇储备的时候,资本缩水的风险也随之而生。负债方的风险正在降低,而资产方的风险却逐渐在增加。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在投资资本,基本上是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导致了固定收益产品供给相对不足。

在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也是私人资本输出最快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例如1998年。但是当全球流动性整体增加,2007年私人迅速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很多在国外的固定收益证券上,导致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

充足的流动性在各个货币之间分散化的投资,引起了外汇汇率波动的增大。对中国来讲,如果仍然盯住一个货币,风险会大大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支持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外汇改革,多元化投资外汇储备,来保护国家经济。同时中国也在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到海外投资。这其中包含了“藏汇于民”和“藏汇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懂得在海外投资,“藏汇于民”是好事情。否则就不一定是好事情。例如日本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投资是老百姓出去投资的,主体是日本的私人企业,但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因此,如果老百姓投资水平不高,“藏汇于民”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老百姓,我们要警惕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藏汇于民”还是“藏汇于国”很值得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有多大,二是其中有多大的比例应该放在老百姓的手里。

全球流动性增加,使得多元化国际投资增加,引起汇率波动增大,而固定收益类产品短缺,收益率较低。从这个角度简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占GDP的40%。简单估算,假设中国外汇储备60%投资于美元,如果美元贬值10%,资产的损失是中国GDP的2.4%。如果这个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将会导致很大损失,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积极的外汇管理。怎样实现资产从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货币资产,这需要高超的艺术。从金融的角度,需要改善投资组合,除了投资债券之外,也要投资于股票、商品、石油和衍生品。

汇率制度方面,中国很有必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同时让人民币升值。要发展新的对冲工具,即汇率方面的避险工具和在岸市场。进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更加成熟,2006年是中国政府货币政策非常积极的一年。从货币状况指数来看,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中性的。不过,中国的流动性仍然是过剩的。从银行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来看,2006年十月以前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会导致银行间利率的提高,但是2006年十月后这种关系不存在了,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并未导致银行间利率的同步提高。央行的紧缩政策并没有导致资金成本的相应上升,说明货币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仍然是过剩的。流动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净出口都增加得很快,几乎是以前没有的速度,新增加的流动性部分冲销了央行回收流动性的努力。

由公式X–M = (Y–C–G)–I 可以看出,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等于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对中国来说,流动性过多是由于出口过多或者说储蓄过多。不过中国不一定有过度储蓄。公认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快。最近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应该继续扩大投资。从全球流动性的角度看,我的结论和他们是一致的。为什么流动性这么多?为什么投资不足?过去二十年,发达国家把工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工比较便宜,全世界的资本净投资量在下降,但是产出没有下降,整体资本品的量在下降。因为真实经济和金融经济没有很好的匹配,结果是全球已有金融资本过剩。

从宏观政策角度,在全世界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投资,如投资各种不会引起产能短期过剩的行业,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如技术原材料、能源,即增加实物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发展经济有两种办法,“砍树经济”和“种树经济”。从代际迭代模型来考虑,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现象很严重。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选择是做出对子孙后代有利的长期投资,保护资源和环境。消费问题,会随着投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

总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推动的,而城镇化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稳投资、促进口、带消费,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改进国际资产投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中国这样的大国,面临跨地区跨时间的风险,全球化降低了跨地区的风险,但是跨时间问题需要中国自己解决。

宋国青:人民币升值效果显著

报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外汇收入增长的一些情况,贸易条件与汇率,出口数量指数、顺差与汇率以及从分析中得到的一些结论和看法。首先是外汇收入增长的一些问题。问题的提出,源于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对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估计,2006年货物贸易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估计为2176亿,海关口径是1775亿,由于海关口径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存在差别,平衡表按货物的离岸价格,而海关按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两者大约相差进口额的5%,所以估计2006年平衡表口径的顺差,要增加400亿,约为217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30亿美元,两者相加估计为2806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却只增加了2473亿美元。现在的问题不是热钱流入,而是钱往外流,原因是什么?

去年外汇收入3000多亿,中央银行增加了2400多亿,还有600多亿在商业银行里。商业银行用这些外汇储备到外面投资,可以看作是第二外汇储备。如果这种现象完全是商业银行的私人企业行为,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政府行为的话,只是外汇储备换了个名称,所以还是应该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并表来看。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全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一直在增加,去年增加了2.78万亿人民币(约3490亿美元)。从中剔除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去年是快速增加的。从金融机构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可以看到,有价证券及投资2006年比上年增加573亿美元,外汇买卖(余额)比上年底增加728亿美元。总体的外汇增加还是很多,只不过有一些放在其他金融机构,并没有放进中央银行。

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商业银行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收益按美元利率5%多一点算,如果人民币兑美元一年升值5%,那么收益为0,而成本方面,人民币存款利率2.52%是基本成本,再加上其他交易成本,总成本约3%左右,这样净亏损3个百分点。虽然美元利率的收益可能较低,但即使其他资产期望收益率高,由于风险较大,去掉风险贴水,期望收益率是差不多的。现在金融机构的外汇资产还不多,大约2000多亿美元,按2006年的速度猛增,2007年外汇收入(不扣金融机构外汇投资)可能超过3700亿美元,到时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人民币不升值反而贬值,那对商业银行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情。

不过另外的情况是,如果利率稍微上调,商业银行亏损更多。同时上调存款和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收益和损失基本持平,因为虽然贷款数量少,但还有债券、央票等其他金融资产,与存款利率基本一致,所以同时提高存贷款利率,资产和负债的价格同时上调,影响不大。但外汇储备这一部分在提高利率的时候只有亏损。因此商业银行将成为反对升息和调整利率的有力大军。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对人民币升值3%-5%的预期是确定的,升值5%商业银行会亏损3个百分点,升值3%勉强不亏损,那为什么商业银行还要持有外汇储备呢?如果让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可能会全部卖给央行。

其次是贸易条件与汇率。季节调整(Tramo/Seats)后货物进出口价格指数在2002年前猛跌,2002年后猛涨。现在进口价格大概恢复到1997年水平,出口价格比1997年低了18%。当谈到出口额增长时,要看在什么情况发生,如果在出口价格上升10%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实际出口增长了10%,如果出口价格下跌了10%,实际出口数量则增长了30%。中国这几年来的出口额看起来很稳定,但实际出口量的增长率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出口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分析时直接采用名义出口额有时会引起很大误解。

考虑影响贸易条件(出口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的因素,一个是大商品价格,例如石油涨价,对于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贸易条件会发生很大变化,不过计算的结果是大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即使石油涨价,还有数量上的弹性等问题。对影响贸易条件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效率、真实汇率的变化、资源产品价格(采用CRB指数,由于中国进口结构与CRB指数结构有很大不同,这个指标并不好)的相对变化作些分析,结论是由于生产效率的上升,贸易条件每年下降1.2;CRB指数上升,贸易条件恶化,弹性约0.1(可能低估);真实汇率上升,贸易条件改善,弹性约为0.35。真实汇率每年上升3%可以抵消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即保持贸易条件不变,技术进步等效率的提高变成了汇率升值。如果汇率不变,那么效率提高只有通过降价转移出去了。

第三是出口数量指数、顺差与汇率问题。在贸易基本平衡的时候,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例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出口价格上升10%,进口价格同时上升10%,对顺差并没有什么影响,基本是中性的。如果贸易顺差或者逆差很大,贸易条件就不能反映贸易价格的全面信息,进出口价格同时上升10%,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赚钱,逆差的情况下就亏损。

根据货物出口名义值和价格指数计算数量指数,将货物出口数量指数平滑后,计算比上月增长年率,结果显示从2002年到现在不是上升,而是一路下降。出口额在此时段内并没有下降,差不多走平,主要原因是出口价格从原来的下跌到上升。谈到外汇多的时候,是说买外汇的成本多,外汇本身从来都不会嫌多,同样的物品卖的价钱越多越好。贸易价格指数的变化,会使成本和收益发生变化。要想减少贸易顺差,降低买外汇的成本,就要使出口数量降下来。从现在的现象来看,出口实物量增长率相对下降,贸易额不变,是很好的事情。当然从成本的角度看,绝对增长率还是挺高的,出口年率大概为20%,如果能控制到10%左右会更好,不过总体来说情况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再看真实货物贸易顺差,这里不是分别做出口实物量和进口实物量,然后相减,而是简单用名义顺差除以出口价格指数得出真实顺差。从平滑后其月增长年率来看,实物量顺差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剔出资源型产品价格上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汇率升值后贸易条件改善,顺差的实物增长率下降,2006年下半年下降的很快。

最后从数据分析中得到的一些结论。货物出口数量指数环比增长率大幅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升值对于抑制实物量出口和顺差效果显著。真实汇率年升值3%嫌弱,扭转不了真实顺差上升的趋势;升值5%大概可以扭转真实顺差上升的趋势,但仍然太慢,整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其间外汇储备将继续大幅度增长,达到四五万亿美元,所以最好升值速度再快些。目前汇率是总纲,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对汇率和利率两个选择,应该坚决确保汇率升值,利率可以从属,甚至可以降低利率,打击热钱,用其他的手段控制贷款等等。现在刚开始出现了扭转顺差的有利时机,应该好好把握,否则等到一年外汇增加五千亿的时候再来考虑扭转顺差问题困难会更大。

(郭小波、赵洪岩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8次报告会(200724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610

2007年第10期(总第647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年2月4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八次报告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林毅夫、易纲、黄海洲、宋国青、卢锋、周其仁六位教授分别做了演讲。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卢锋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发言内容。

 

卢锋:我国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

如何看待投资增长是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关键问题之一,观察资本回报率变动是认识投资增长机制关键问题之一。针对前一阶段媒体有关争论,“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专题研究,元月11日召开研讨会发表初步研究结果。今天一方面汇报研究结果要点并回应讨论中对数据误差的质疑,另一方面探讨如何看待资本回报率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问题。

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估测主要结果

对九个资本回报率系列指标仔细估测得到几点初步发现。第一,资本回报率大体从1998年呈现强劲的趋势性增长。如工业净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2.2%增长到200613.4%,总资产净利润率从0.8%上升到5.5%。观察1978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走势,经历先降后升趋势性变动,似乎正在演绎出一个V字形态。

第二,在一个物价变动环境中会计核算固定资产方法会对资本回报率测算引入相关变量度量方法不一致问题,因而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会计利润率受到物价变动影响会高估或低估真实资本回报率。我们对会计利润率进行物价变动因素调整,近年真实回报率仍维持在10%左右较高水平。

第三,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高出国有企业3-4成甚至7-8成,说明私营企业效率较高。过去8-9年国有企业回报率增长幅度较高,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发生成效。2005国企74%利润来自石油、电力、黑色冶金、烟草制品等四个垄断和管制程度较高行业,仅石油行业就占全部利润43%。民营企业利润主要来自纺织、非金属矿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高度竞争行业。这又提示国企盈利增长相当程度仍依赖行政管制政策保护。

第四、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波动存在显著正向联系。晚近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经历了通货紧缩和景气高涨等不同周期阶段变动,同期资本回报率持续强劲增长,说明我国资本回报率变动主要代表某种趋势性变动,而不仅仅是宏观景气周期变动的结果。

第五、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胜过日本逼近美国。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资本回报率处于低谷时远不及日本和美国,晚近时期我国资本回报率快速增长,目前会计利润率已超过日本,与美国制造业同一指标相比差距快速缩小,私营企业与美国回报率水平已相当接近。

样本企业数量变动对资本回报率影响问题

上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大体认同上述估计结果,不过有专家提出企业样本数据不断“优化”可能高估回报率问题。依据统计局相关指标设计,样本企业目前是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规模以上”的标准是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该指标从1998年开始实行,此前对应指标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近年样本企业确实在增加,1998-2005年间样本企业从16.5万个增加到27.2万个,占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从57%上升到94%。不过用一个选择数量决定多少企业进入样本,并不等同经济学意义上相对某个目标函数的优化问题。这一因素是否必然高估回报率?如果样本选择标准是利润率:利润率较高企业进入,较低企业退出,那样会导致平均回报率系统高估。然而实际选择标准是销售额,略加思考可以看出它并不必然高估样本企业平均回报率。

假如企业销售额与利润率没有正向关系,样本数量变动导致更多500万销售额以上企业进入样本对回报率肯定没有系统性影响。提出上述质疑潜在假设是利润率与销售额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不过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更多企业达到500万元门槛进入样本,通常会处于样本企业平均规模以下,这样反会降低整个样本企业平均销售额规模并进而降低样本企业平均利润率。这样看来,样本企业所谓“优化”问题似乎更可能低估而不是高估回报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观察样本企业数据进一步研究,然而逻辑推论不支持必然高估回报率的结论。

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初步讨论

此前媒体有关争论存在一个被各方潜在接受的假设,就是认为资本回报率高低是资本投资增长合理性最重要判定标准,因而回报率水平对评估投资是否过热以及相关政策具有借鉴意义。阅读文献可以看到,世界银行研究员和单伟建博士都接受这一假设。讨论我们研究报告时,有专家提出需要重新探讨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之间关系,媒体有关评论意见也提出类似观点。

资本回报率与合意投资增长关系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投资理论标准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以资产或财富现值最大化为前提,通过比较资本边际收益与投资边际成本来判断均衡资本存量水平,从而对均衡投资水平提出解释。无论是最简化两期决策模型,还是净现值(NPV)多期决策模型,比较股票未来收益贴现值与重置成本的“q理论”,都体现上述分析思路。如资本边际收益高于投资边际成本,则说明均衡意义上资本存量不足,较快投资增加资本具有经济合理性。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通常与资本边际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因而可以推论近年回报率持续增长对投资增长具有重要解释作用。这应是此前争论各方接受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关系分析立场的学理性依据。

困难在于处理和估计投资机会成本不存在简单答案。先看资金利率这个基本指标,然后再讨论其它因素影响。近年我国存款和贷款名义利率分别为2%和5%左右,利用适当物价指数调整后实际利率都不到1%,远远低于目前资本真实回报率10%左右水平。再看国外利率,美国过去近半世纪长期债券年实际利率平均值约为3%,也远远低于我国目前资本真实回报率。如果把利率看作投资机会成本,我国投资较快增长无疑具有经济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投资可以更快增长。

问题在于用利率表示投资机会成本存在多方面局限性。例如我国利率管制没有完全放开,如果利率浮动可能会提高投资机会成本。这一观察有道理,同时提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应更好利用利率工具。不过结合美国利率看,即便利率放开管制上述结论不会根本改变。另外考虑预期和风险因素也会使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关系更为复杂。不过无论是采取“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甚至“傻瓜预期”等预期形成机制假说,都有理由假设近十年回报率趋势性增长必然会转化为预期收益率增长从而推动投资增长。从风险角度看,随机性风险可以通过分散化措施规避,只有系统性风险才会影响上面讨论。不过并不存在有说服力证据,能证明我国经济系统风险近十年来持续增加。因而风险和预期因素不足以显著改变上述结论。

还有资源、环境等社会成本问题。虽然钢铁等部门经验证据显示单位产出能耗等环境成本较快下降,然而由于我们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环境成本总量不可避免仍在上升。从经济学角度评估环境成本需要注意几点。一是环境成本不仅影响利润,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劳动者收入,因而即便对讨厌利润然而同情劳动者人士,提高环境成本也具有双刃剑含义。二是好环境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属性,因而简单把发达国家环境标准运用到我国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可能不符合和谐社会方针。三是环境成本缺少市场评估标准,因而难免产生任意性和主观性。从逻辑关系看,如果无穷夸大环境成本,会在根本上质疑我国经济有无可能实现持续增长和追赶目标。

部分环境成本可能已直接或间接反映在利润率数据中。例如近年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可理解为通过价格机制使部分环境成本在多数企业资本回报中得到反映。政府加大执法力度的工作成效,也使环境成本在价格和资本回报率信息中得到部分反映。当然不排除环境等社会成本尚未充分反应,对充分反应真实环境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资本回报率以及投资增长合理性依据问题,还需要专门研究深入探讨。不过考虑资本回报率与可观测投资机会成本之间巨大落差,有理由相信考虑经济学分析意义上真实环境成本后,我国目前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投资机会成本判断仍然会成立。

周其仁:关注医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

医疗卫生服务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性。不过它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医疗卫生服务同样要通过特定的体制,来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首先来看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资源动员的实际状况以及变化趋势和特点。

2005年,我国共有医疗机构29.9万个,其中包括1.87万家医院,4万家卫生院,20.7万个门诊部所;共有卫生人员542.7万,其中包括193.8万医生和134.9万名护士;拥有313.5万个床位。1978-2005年,我国医疗机构数增长了76%,卫生人员数增长了74%,床位增长了43%;诊疗人次增长了40%。这其中,护士数量增长最快,2005年护士数量是1978年的3.5倍,但医生人数反而比历史最高数还低。同期我国GDP(现价)增长了50.5倍,卫生总费用增长约70倍,其中个人现金支付医疗费用增加了197.2倍。相比之下,医疗资源增长显得微不足道。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个人医疗支出比例是偏高的,政府支出比例是偏低的。卫生总费用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个人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增长也比GDP的增长要快,这里边包含了人口的因素,人均增加比率会小一些,但是仍然是很快的。卫生机构、人员、床位和诊疗人数均增长不到1倍,这表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动员,严重跟不上社会对卫生医疗服务的需要。医疗卫生领域,尚保留鲜明的短缺特征。在需求增加这么快情况下,医疗卫生资源动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所有医疗卫生系统组织特征具有以下特点:96%的床位按非营利机构注册;82.8%的医院、95.1%床位、90.4%卫生人员(88%执业医生)属国有和集体机构;52.8%的医院、 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74.2%执业医生)归政府办医疗机构;人事控制方面,绝大多数医院院长由政府任命,医生执业资格、医疗服务人员编制由政府控制和审批;新设卫生医疗机构必须经由行政审批;价格机制:所有医疗服务、药品和用品的价格受行政管制;政府出资少(17%)但是管事多。

96%的床位是按照非营利来设置的,是不征税的。民间机构要进去,如果按照营利机构设置,则要缴纳所得税。如果按照非营利机构设置,就遇到投资回报问题。很可能出现“捆绑”现象,例如用批地作为建立非营利医院的条件。非营利的情况就不能动员很多的资源加入到医疗服务当中来,当然不排除慈善的动机。上述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非营利的医疗机构很多。显然,这种情况不能应称为“过度市场化”。相比较而言,教育解决的就要比医疗好:根据教育法,教育是非营利的。但是在民营教育法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取得合理回报。这样就可以动用很多社会资源参与教育,但是在医疗行业,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诱导机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人事任命方面,医院的人事由政府任命。这有很多含义: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为了领导看病,医院进口大量的医疗设备。层层的服务与领导的医疗小组所耗费资源可能比公费吃喝要严重得多。对这些阶层,看病很容易。据统计,公费医疗中百分之八十用于行政官员。人事任命问题,在很多的讨论中被回避掉。而这个问题,却正是问题的核心。

新设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报批导致新增医院的数量不足,审批制度对很多地区民营医疗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也是由政府管制。复杂的医疗服务价格,是由物价局控制,并不是市场决定。所以医疗行业的特点是,政府出钱很少,但是管制很多,即“包而不办”。医疗行业比教育和其他领域都要困难得多。现在政府控制的医院,非常像八十年代的政府招待所,利用对外经营所得,来维持政府领导的需要。

人力资源方面更加离谱,1978年到2005年,我国卫生人员中医生增加了85%,护士增加了2.5倍;同期我国高等医药专业人才招生增长了11.5倍,中等医药专业招生增加了6倍;2005年全国医生人数比1997年减少了4.7万人,同期全国累计毕业的高等医学专业人才达85.4万人。一个需求猛增的部门,却难以动员人力资源进入服务,这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很难看到类似的现象。

从这些角度来看,医疗行业并没有市场化。市场化的定义,通俗地讲,就是“你挣钱不能妨碍别人挣钱”。有效的市场竞争,才能使社会资源达到优化配置,以最好的价格最好的治疗为国民提供服务。以餐饮业为例,需求者也是有收入差距,有钱有势者在餐饮上的高消费并不妨碍别人的消费。只要准入放开,就会有各种各样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服务。从来没有听说过吃饭难,现在同样的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却出现看病难的问题。根据韩启德院士报告中的数据,肿瘤医院的病人平均每个患者和医生讲话不超过六分钟,可见服务质量不是很好。因此,医疗行业,与邮政、铁道类似,是市场化很弱的部门。

现在以卫生部主导形成的医改方案,主张政府主导,为医疗服务买单。我不会反对。但是这样能不能调动资源来参加服务?首先,政府买单会导致需求更大,但是由于政府主导,相应供给不足,没人愿意提供服务。其次在中国政治情况下,政府买单最终还会导致税负增加,最终仍然是老百姓买单。卫生部倡导的“社区医院”本身是好事情,但是怎么具体实施,仍然是一个问题。义务教育虽然在农村免除了学费,但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子女却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利益。“社区医院”同样面临如何解决流动人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对老百姓提供医疗券(coupon)直接补贴。老百姓走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使用。

基本医疗的计算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举个例子,全国高血压病人1.5亿,高血脂患者1.5亿,这些人每人每天至少需要1块钱的药物,两类患者一年就需要1000亿,如果再加上分配费用1000亿,仅这两类病人就需要2000亿元。而卫生部有些专家建议中央政府出资3000亿就可以建立全面医疗保障体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资金不足最终仍然会导致管制,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源动员不足。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分之一受过高等医学教育专业人才到美国就业,原因是由于“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资金不足,从而政府不得不对医疗行业进行管制,结果导致医生职位不足。这些情况,最终迫使英国最后发展出私人医疗卫生系统。英国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卫生部的“全民医保、免费看病”宣传会对医保缴纳产生负面影响。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合作医疗,很多人担心这种宣传导致老百姓缴纳相应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费用减少,所以劳动保障部不同意卫生部意见。

老百姓无钱看病和看病的财务负担过重,是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问题;社会已形成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未能有效动员资源投入卫生医疗服务,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能针对性地解决后者,就难以解决前者。政府“包而不办”是医疗卫生资源动员能力低下的病根。“政府主导”的医改模式在国家财力实际上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价格管制、市场准入和医疗资源的行政配置,从而进一步减弱医卫系统资源动员能力。同时,“政府主导”、特别是所谓“靠税收建立全民健保”的构想,容易刺激更大的医卫需求。由此可能出现公众预期被调高、原有筹资动力(社保、合作卫生)减弱、多部门行政扯皮增加、医卫服务供不应求矛盾更为加剧的后果。

(董兵兵、郭小波依据录音整理)


9次报告会(2007428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908

2007年第22期(总第659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428,“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施建淮教授、卢锋教授、宋国青教授和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诸建芳博士先后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黄益平博士发言内容。

林毅夫: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非常关注的国企改革、银行呆坏账等问题已得到较好解决 ,他们现在都已不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旧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人均收入水平低。(2)投资增长过快,投资集中于某些产业,消费相对不足,贸易顺差过大。(3)资金资源过度密集,就业创造不足,可持续发展成问题。(4)流动性过剩与不足并存。(5)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社会问题。

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手段,一是目标。手段是通过快速经济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五个统筹,包括城乡间协同发展、地区间协同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自然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统筹。目标是发展以人为本,即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手段和目标如何能够真正落实。

之所以经济发展不能以人为本、出现不和谐现象、有人担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市场改革不到位,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结构和资金价格方面问题。尽管股票市场的重要性在提高,现在的金融结构仍以大银行为主,去年通过大银行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整个金融体系的75%。大银行先天性地是为大企业大项目贷款的,而在当前发展阶段,资金回报最高、最具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但是得不到金融支持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结果就是创造就业不足,城市新增就业困难,大量农村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进一步抑制工资水平,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均问题。农民得不到金融支持,仅仅依靠自我积累,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象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国家,银行利率应该有10%,现在贷款利率只有6.3%。目前储蓄利率只有2%,即存贷差在4%左右,而其它国家存贷差一般只有1%。在贷款利率10%、存贷差1%的情况下,储蓄者能够享受的利率是9%,而目前还不到3%。储蓄者是收入相对低的人群,而贷款者是相对富有的人群。在利率抑制的情况下,相当于储蓄者补贴银行和能贷到款的大企业,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加大收入分配不均。

另一个问题是资源价格不合理问题。目前的资源税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制定,按照当时资源价格的1.8%征税,而且是从量征收。较低资源价格是补贴国有矿产企业的一种方式。改革前国有矿产企业的产品出售价格很低,改革后国有矿产企业承担了退休职工、社会冗员等社会负担。为了补偿国有矿产企业,政府就征收很低的资源税费。但是情况在渐渐变化。过去只有国有矿产企业才能开矿,现在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可以开矿。九十年代初资源价格人为压低,九十年代中以后资源价格与国际接轨。那些没有沉重社会负担的民营或三资矿产企业就成为暴利行业。比如一处矿产的地下价值可高达几百亿,而开矿权只需几千万,每年所交税费微不足道。由此造成寻租行为盛行,社会风气败坏。由于很多技术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进入,经常出现矿难。

我认为“金融结构和资金价格”与“资源价格”目前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他们都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没有改革到位的地方。目前改革的方向是:首先改善金融结构,增加能够给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贷款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其次要放开资金、资源价格,各种要素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反映相对稀缺性。这样企业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时就会按照比较优势,进入能够充分利用相对便宜资源要素的产业,形成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可以形成竞争优势,更快积累资本,使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金回报逐渐下降,劳动力回报不断上升,富人具有优势的资产(即资本)逐渐贬值,穷人的具有优势的资产(即劳动力)增值,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不断转移到城市,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后以及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倾向就会提高,中国将会转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改善依靠出口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形。当价格充分反映稀缺程度,资源使用就会节约,环境的可持续性也能获得较好解决。

除了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需要完善。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维持社会秩序。我国还处于转型时期,法律和金融体系的健全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剩余会非常多,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产业升级会非常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就业不仅取决于就业机会,还取决于就业能力。提高就业能力也需要政府发展教育。对于经济中一部分永久或暂时失去就业能力的人,需要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给予帮助。此外政府还要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金融机构监管。二是社会保障。三是公共卫生和医疗。四是避免投资潮涌现象。

要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应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政府也要扮演比发达国家政府更多的角色。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Angus Maddison整理的过去两千年的世界经济数据,可以看到过亚洲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两千年前一直到两三百年以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中国和印度经济总和占世界经济50%左右。随着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直线下降。最近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重新强烈反弹。这也是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兴趣日益增加的主要原因。Maddison预测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对此不同经济学家在时间判断上存在差别,但看法基本差不多,即亚洲在今后的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实体。

二是从过去两千年的经济数据看,经济增长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前180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人均GDP基本停滞不前。最近两三百年的经济增长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增长的领导者从西欧开始,然后转移到美国,二十世纪下半页又换到亚洲,最近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经济增长主要领导者在最近几百年内不断提高增长速度。欧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增长速度4-5%,东亚二十世纪下半期平均7-8%,现在中国和印度增长在接近10%左右。

中国和印度今后能不能维持10%的增长速度?对此存在乐观和悲观的两种看法。乐观者认为,10%没有问题,甚至更高一点也可以;而悲观者则预期经济硬着陆随时可能发生。看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最关键的一点是看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要素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要素增长很重要,尤其是投资增长。只有投资增长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但是生产率增长更为重要,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经济增长会无法持续。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生产率增长对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有信心。有两个因素可以支持这样的判断。第一是后发优势。尽管中国和印度增长高达8-10%,经济还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赶超潜力还非常大。亚洲经济增长和过去欧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欧美经济高速增长时是技术的领导者,不断推动生产前沿往外移;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大多是一个赶超过程,我们离前沿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潜力通过赶超来实现较高的增长。第二个因素是经济改革会持续下去。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归根到底就是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改善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从这两点来看,中国和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从中国经济的领先指标看,短期内保持10%的增长速度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对于中国和印度今后五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多数金融市场人士和经济学家认为增长速度将要回落。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趋势水平,因此今后几年增长速度有可能回落。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和印度经济都面临着一些短期的挑战。印度经济现在面临非常大的经济过热风险: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经常帐户赤字不断扩大,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成本都不断上升,基础设施的瓶颈日益显现。把这些指标放到一起考虑,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印度经济已经超过了趋势水平,所以印度中央银行过去一年一直在紧缩货币政策。这些情况说明印度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9%增长后,短期内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下降。中国虽然不存在典型意义的经济过热,但是出现了很多结构性问题,包括过度投资和对外部市场依赖过高,这些因素对今后长期持续经济高增长可能会带来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一直是两种极端看法。一个极端看法是认为10-12%的经济增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既然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持续了五年,那么为什么今后五年就不能继续持续,今后十年就不能继续持续?另一个极端看法是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断从来没有消失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极端的看法?

回顾中国的改革,产品市场改革走得既快又远,而要素市场的改革非常缓慢。这在造成超常繁荣的同时伴随着成本扭曲一系列问题。各种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环境都出现同一个现象,就是成本被人为压低。压低成本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非主观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这样一个思路与过去计划经济实施的政策有很大类似。这样的策略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成功,但在今天显得比较成功。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以前没有市场引导要素配置,改革解决了这方面问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以前经济个体没有自主权,并且缺乏激励,这个问题也通过改革得到了解决。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逐步的改革过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导致了明显的问题。例如没有对环境作出充分的补偿,实质上降低了生产者的成本。其他问题也是如此。现在经济中企业很有钱、老百姓钱不多也是和要素价格扭曲有关。消费发展较慢也与此联系在一起。改革中的成功和矛盾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反映。因此,下一步可能是通过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由市场来决定它们的价格。可想而知,生产成本会逐步上升,但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有待观察。

认为经济增长10%有一定难度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去年上半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例高达8%,这对于一个大国是非常罕见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占GDP36%,并且出口每年增长20-30%。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增长在过去并没有问题,今天却带来贸易争端、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汇率低估的问题。东亚国家的发展策略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当初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理由只有一条:中国是大国,他们是小国。

前面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但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估计。一方面,我们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太快,未来可能有所回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将会保持高速增长,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对此我认为毫无疑问。

(刘鎏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9次报告会(2007428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909

2007年第23期(总第660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428,“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施建淮教授、卢锋教授发言内容。

施建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及评论

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之间的交易。这可以认为这是时点内的交易。(2)一个国家商品和服务与另一国资产之间的交易。这是一种跨期的国际交易。(3)国与国之间发生的资产与资产的交易。

对于这三种交易发生的原因和所获得的好处,现有经济学理论都有比较明确的结论。通过第一种交易,可以获得静态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在第二类交易中,由于资产是在未来支付的,可以获得跨时比较优势,同时平滑消费。关于第三种交易,通常认为,基于实际需要(比如为贸易融资)的资产交易是好的,而纯粹的资产和资产的交易是虚拟的、不会有实质经济利益。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第三种交易对于开放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要,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纯粹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易,其目的主要是规避风险。以前经常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在应该用资产交易来代替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目前,每天外汇交易量达上万亿美元,而国际贸易一年的交易总量也就是三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交易量是国际贸易的100多倍。此外,货币交易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全球平均每天的外汇交易量2004年为1.9万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57%;全球平均每天的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2004年为1.2万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112%,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客观需求。

与经常账户开放相比,从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资本账户开放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步骤。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账户开放与很多领域进行的改革都是密切联系的。(1)为了配合2005721进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措施,比如加快对企业实行远期结售汇、银行间可以开办结售汇、掉期业务等等。改革措施非常密集。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远期结售汇市场非常冷淡,交易量非常小。(2)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服务业已非常开放,这种金融业开放必然带来资本的大量流动。如果资本账户还进行管制的话,一方面管制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也不能获得金融自由化应有的好处。(3)中国现在的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在商品和服务贸易如此开放的情况下,就必须有资产交易的开放来对冲风险。(4)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要不要推进的问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交易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在限制不住的情况下,应该适时地去推动。(5)推动对外贸易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可以获得减少企业风险、增强金融实力、铸币税收入等益处。

目前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管不住,二是没效果,三是成本非常高。短期外债是货币政策当局最应当关注的资本交易,因为短期外债的流动性非常高,可能对经济产生冲击。从2003年以来,中国短期外债增长非常迅速,该管的没有管住。注意,这些还都是官方审批同意的外债数据,这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人民币升值来的热钱,因此基于行政审批的管制是没有效率的。

既然管制的效率低下、成本上升,并且管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与其继续毫无意义的管制,不如放开。当然,资本账户开放应具备很多条件,中国现在基本都满足: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比较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贸易和财政处于盈余状态,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汇率更具弹性等等。另外,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有很大进展,除了存款利率仍然存在一个上下限,利率已经基本上市场化。这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时机。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资本账户开放初期面临的都是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那么如何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入?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很低,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因此资本多不是坏事。但是资本的构成非常重要,要引导和吸引长期资本的流入,减少短期资本的流入。比如智利型的对资本征税的政策,对资本流入总量没有影响,但是对资本构成确实有影响,它会有效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并且这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机制。

如何来评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呢?我认为,直接投资项已经非常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没有限制。对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除了一些宏观的产业指导,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极力欢迎的,只不过最近加强了对收购类型投资的管制。但是资本“走出去”的效果很不理想,比如联想、海尔、TCL等走出去后都是亏损。在证券投资方面,国内居民对外进行股权投资(比如通过QDII)管制很严,在债务证券投资方面也可以通过QDII购买,并且允许国外非居民到中国来发行债券,这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非常有帮助。我认为,对这两个子项目都可以进一步放开,比如对QDII的机构和额度审批越放开越好,另外还可以考虑在让更多的国际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最重要的是管住其他投资这一项,而这一块恰恰没有管住。

最后做一个简单评论。首先,资本账户应该采取基于市场的手段,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开放。其次原来的方针应该改变,应开放中国居民到国外投资,要避免本末倒置的改革。现在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推出一系列“走出去”的措施。但是根据“不可能三角”,如果资本账户开放,那么固定汇率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还要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此外,应该取消结售汇制度,还汇于民,而不是藏汇于民,因为外汇本来就是“民”的。我们在改革过程中非常担心风险,但事实上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是最不担心风险的,而私人是最在乎风险的。还汇于民后,人们自然会做出最好的决策。

卢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调整问题

国务院7号文件全面阐述强调了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政策方针和措施,其中第一次在中央经济方针层面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作为下阶段扩大开放和促进服务业发展重点问题提出来。我想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观察分析。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探讨

外包(outsourcing)一般指特定产品生产某个或若干工序、环节、区段转移到企业外部完成,是对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定角度表达。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对象是劳务性投入,指服务品生产过程部分流程或制造品生产中劳务流程从特定企业内部转到外部完成。如果外包的对象是属于服务业内部的一个区段、环节、流程,则属于服务外包。如果制造业的服务流程如财会管理、人事管理或者售后服务包出去,也叫服务外包。

外包的元结构是由发包方和接包方组成,至少存在两个企业;也可能是多级的发包,一级发包方发给二级发包方,二级发包方再发给三级发包方……最后可以有n个环节的外包,将全世界连成了一个网络。所以产品内分工、外包、供应链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述。国际服务外包就是服务外包元结构中的发包方和接包方是在不同国家,在业内一般被称为offshore outsourcing。这是从发包方角度来说的。如果是站在承接方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inshore outsourcing

从理论上来说,在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展中国家既有可能是接包方,也有可能是发包方。但是在现实中,考虑到比较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承接服务外包。中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的方式主要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服务外包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过去十几年兴起的当代服务外包具有全新特点。当代服务外包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外包(ITOs),另一类是商务流程外包(BPOs),就是把制造业里面原来不能包出去的部分也包出去,把原来不可贸易的部分变成可贸易的。

当代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

从经济分析思路考察,外包或服务外包兴起,归根到底是成本和利益相对比较力量推动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设想一个完全内置式生产系统转变为一个高度外包型生产系统,这一转型过程会使采取这一策略的企业获取新增利益,同时也要支付额外成本。给定技术、制度等外生性因素,利益和成本比较决定外包或产品内分工理论意义上平衡点。技术和制度等外生条件改变,则会推动利益和成本相对平衡位置向有利或不利于外包扩大方向转变。

服务外包的潜在利益来源包括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经验经济效应、结构“瘦身”效应等等。通过外包也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这类成本主要包括信息交流成本、人员旅行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信息外泄对方要挟等风险成本和协调跨境经济活动制度性成本。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外包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信息技术革命降低信息传递成本;航空技术进步降低商务旅行成本;WTO规则和各国政策走向开放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市场竞争程度提升对企业通过外包提高效率产生更大推动作用。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和原因

虽然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取得初步成绩,然而与一些国家经验比较,或者与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水平比较,总体上来看我们在这一领域目前处于相对落后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转变有可能面临在正在兴起的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规模来看,2005年我国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加上流程外包约为20亿美元,只有加工贸易盈余百分之一,不到印度十分之一,也落后于爱尔兰、菲律宾等国。从承接外包内容构成看,主要集中在和制造业强项相联系的软件和IT服务外包方面,在潜力更大的商务流程外包方面只有少数比较成功案例。从市场结构看,主要从日本接单,在欧美等全球主流服务外包市场虽有个别成功案例,然而尚未全面进入和打开局面。企业平均规模较小和相对竞争力较低。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存在问题背后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我国与印度等国比较,在适合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条件、特别是具有熟练英语能力人才方面存在不足,对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另外我国制造业开放发展较快,对人才和资源吸引在客观上也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不利影响。然而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对国际服务外包在一段时期重视不够,有关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准入和鼓励政策、针对性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缺乏切实有效措施,也是这一领域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促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服务和软件外包正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强劲,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对软件和服务外包提出了更迫切要求;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发展服务业,明确提出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针。应当利用这一时机,通过综合政策调整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对此提出十条政策建议。

一是从开放经济发展全局层面认识承接服务外包重要意义。二是比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类似政策,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企业实行大力度优惠政策,包括实行流转税零税率原则,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等。三是放宽服务外包领域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门槛,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列入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目录。四是进一步完善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五是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关键环节如人员培训、CMM5资质认证等提供必要资助。六是在有关部门指导帮助下,建立真正由业内企业主导和管理的服务外包行业协会。七是进一步改革电信体制,规范电信垄断企业行为,通过降低电信资费缓解我国企业在这个成本项目上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八是鼓励大学和职业学校大力培养不同层次既懂软件又具备语言能力的人才。九是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和财力比较充裕条件,通过在英语师资方面实行“请进来”和“送出去”方法,切实改进我国普通中小学英语教育水平。十是加强和改进对软件信息服务以及流程服务外包统计。

(董兵兵、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9次报告会(2007428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910

2007年第24期(总第661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428,“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诸建芳博士、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

诸建芳:警惕“要素红利”的逆转

“要素红利”严格来讲不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学术性说法,但是目前在证券市场里有“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这些说法,所以我也将这些提法概括为“要素红利”这样一个概念。目前市场里也有很多的人在从这个角度探讨问题,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一是解释现在的市场繁荣,一是寻找未来的投资方向。我今天也谈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目前主要存在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人口红利出发,推演出资产价格的提升,从中得出结论说目前还是存在比较多的投资机会,其中还涉及一些具体行业方面的分析。这种思路可以从两条路径展开。一条路径是从人口红利推演出储蓄率很高,资金流动性过剩,比较充沛的资金供应直接对市场产生影响,提升各种资产(房地产、金融服务等)的价格。另一条路径是高储蓄率导致资金比较充裕,利率水平比较低,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提升企业业绩水平,最终提高资产价格。换言之,上述两条路径一个是从资金面展开研究,一个是从企业业绩提升方面进行分析。

第二种思路是人口红利导致储蓄过剩,从而资金的充裕引起资产价格的重估。这就是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资金追逐各种各样的资产,使各种资产的价值得到重估,使得债市、股市、房地产市场等出现繁荣。

最后一种思路是从巨额外汇储备开始进行的经济分析。巨额外汇储备引发ODI(即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把中国国内的产能引向国外,保持中国行业或者经济的景气。从他们的整个逻辑来看,其实这种分析思路也可以追溯到人口红利上面去。

前面三种思路总体上蕴含了一个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从人口出生的非稳态性来看,某一个阶段劳动力人口会有一个增长,从而导致比较高的储蓄率。除了人口红利因素以外,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对现在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资源红利和人工成本红利。资源红利是指,由于对土地、水、能源等价格的压制,以及以环境、安全为代价,使企业得到的利润;人工成本红利是指,通过实行低工资、低福利,转化成的企业的盈利水平。我没有做很具体的量化分析,但是从数据和现象可以看出上述情况的存在。

可以从工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考察人工成本红利。最近几年,两者的增长都比较快,但是相对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更明显,呈现向上的趋势,而工资增长基本稳定,二者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一部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转化成企业的利润。

从经济总量来看大体上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0年这样一段时间里面,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大体上都在50%左右。但从2000年到2005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下降了10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盈利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上面讲的是人工成本红利,下面看一下资源红利的情况。由于价格的扭曲,企业没有为高能耗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其实是资源红利转化为了企业利润。从单位产出能耗的国际比较来看,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能耗还是比较高的。我国的能耗大致相当于日本的6.4倍,美国的3.9倍,印尼的1.1倍,印度的0.8倍,即中国比印度略好一点,比印尼略差一点。另外还可以从高污染的代价来看。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污染物排放距离政府目标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这种成本企业没有承担,但其实已经转嫁给社会,转嫁给未来。

上述资源红利、人工成本红利可以部分解释当前企业利润水平高的情况。如果上述状况能持续下去,那么企业的盈利水平还能保持在比较高的状态,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动。但是从目前政策走向、执政理念或者社会要求来看,我认为今后几年内这种状况会有一种逆转性的变化,即要素红利的格局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首先人工成本会进行一定的重估。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十一五”期间,就是未来五年当中,劳动力格局会发生一些变化。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中劳动力报酬偏低。从经济工作会议或者两会比较重要的文件当中,都可以看出国家有意在初次分配当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

第二是要素价格的重估。“十一五”规划中对资源和环境提出了硬性的指标,只有在价格上升对成本产生一种压力,企业才会去降低能耗、通过装备的更新或者技术的提高来解决这些问题。

综合上面人工成本的变化和要素价格重估带来的影响,我想可以引申出几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个是产业整合的加速。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源向龙头企业或者潜在的龙头企业集中。从景气程度来看的话,那些行业龙头或者潜在的行业龙头的景气会提升。同时,有些企业可能会被兼并或者被边缘化,最后消失掉。

第二个趋势发生在装备行业。这意味着整个产业里面各个行业都有一种装备上的更新和技术上的提升。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很难实现前面提到的资源、能源的节约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个推理延伸下去,就是装备行业在要素价格重估这个大的背景下,景气方面会得到大的提升。

第三个趋势是在消费领域,特别是服务消费领域,景气可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主要的支撑因素有四点。1、劳动力价格重估,劳动报酬提高,为消费需求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物质基础。2、与国际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从当前的趋势来看,城市化会加速或者稳固提升。3、社会保障制度的替代效应。现在国家已经对社会保障有了更进一步的重视。这对居民的实际支出和预期方面的改善都会有很大的帮助。4、消费服务领域更加看好。尽管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国际进行比较的话,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还是比较低级的一种状态。在食品、衣着方面,中国的消费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在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比重还比较低。

综合前面所讲的内容,我认为在政策或者理念的推动下,要素红利格局会发生逆转,要素价格重估不可避免。随着要素红利的逐步削弱或消失,可能对整体利润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有些行业或者领域的景气程度不会下降,反而会提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下列行业会存在比较多的投资机会:一是行业龙头,二是装备制造行业,三是消费领域,尤其是消费服务领域。

宋国青: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

教授的报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贸易顺差和汇率,投资和顺差,汇率、投资与货币,也就是顺差、投资和汇率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是关于汇率的一些初步结论。

首先是顺差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季节调整后货物贸易顺差额(海关统计口径的季节调整后出口减去季节调整后进口),有三个阶段性趋势:1986-1997年间顺差上升,1998-2003年顺差下降,最近几年顺差又在上升,并且上升幅度很大。今年1季度季节调整后的顺差绝对额为600亿美元,可以肯定全年将有2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且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顺差额会更大。最近公布的美国数据中,1季度GDP增长率很低,只有1.3%。由此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经济更好的话,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更大。这是顺差额的绝对波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接下来看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即顺差率的情况。1994-1997年顺差率上升,1998-2003年顺差率下降,2004年后顺差率上涨。现在的顺差率与历史相比,稍微大些,但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把顺差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用美元、韩币、欧元和日元根据其与中国的贸易份额加权构建)放在一起,会发现二者在上述三个阶段的走势相同。按照一般的逻辑,真实汇率度量的是国内外价格的比例,如果汇率上升,对出口影响不利,对进口影响有利,顺差占GDP比例应该下降,不过中国却是上升的。而如果我们来看美国的美元真实汇率指数与净出口占GDP比例,二者的确是反向的关系。

如何解释中国人民币升值,顺差率反而增大的现象呢?一种简单的解释:2004年以来如果没有汇率升值,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可能顺差率更高,也许不是现在的百分之八点多,可能是10%,升值已经抵消了一部分顺差的增加。按照这个逻辑,在1998-2003年间,如果不是因为汇率贬值,可能顺差率会下降得更厉害。这里面涉及到贸易顺差的自然上升率,即如果汇率不变,贸易顺差率每年上升多少。在真实汇率即国内外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也即企业的成本与产品价格不变,进出口价格比价不变,那么经济效率较高的国家,企业市场份额就会扩大,导致出口增加,顺差率上升。因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效率相对提高,因而有顺差的自然上升率。而如果想要保持贸易平衡,效率的提高将导致真实汇率升值即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所以用来解释上面的情况是,2004年以来自然上升率很高,升值使实际上升率低于自然上升率;而1998-2003年,汇率下降应当引起顺差率上升,实际不升反降,意味着自然上升率更低。顺差率的自然上升率在两段时间内分别是下降和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效率相对外国分别是下降和上升。这需要在2004年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来解释中国自然顺差率的扭转。即使能够找到这样的事件,还是存在与其他变量如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严重相悖的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在用汇率解释顺差率的时候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这里作一个形象的比喻,称作兔子赶狼或狐假虎威模型。兔子在后面追赶狼,如果得出结论是狼怕兔子,这与常识相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观察遗漏了一个重要变量在狼后面的老虎,只有把老虎放到模型中,才能理解狼为什么会在兔子的前面跑了。在汇率和顺差率的关系上,也有理由怀疑存在另外一个变量影响顺差,因此我们进一步去寻找,我们找到的遗漏变量是投资,顺差对投资也有反应,投资就是我们认为的“老虎”。

下面来看投资与顺差的关系。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2004年几次宏观经济过热时,名义投资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上年增长率)很高,进口增加,顺差率下降。这里是年度数据,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处理特别是季节调整,因此能够反应原貌。不过不能很好反映滞后关系。进一步看投资与顺差的季度数据,季节调整后顺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存在三段变化区间:1998年之前投资增长率下降,顺差率上升;1998-2003年投资增长率上升,顺差率下降;2004年后投资增长率下降,顺差率上升。顺差率对真实汇率与投资增长率都有反应。投资的年度数据显示二者的关系在众多变量影响下,仍然比较稳定,说明投资增长率与顺差率的关系非常显著。投资的影响要比汇率的影响更大些,就像太阳能够遮住月亮的光芒一样,投资与顺差的关系掩盖了汇率与顺差的关系。当然现在为止这些也只是假设而已。

考虑到投资数据本身可能有问题,而货币与投资的关系很强,货币增加,投资增长,货币减少,投资降低。因此为了排除数据问题的影响,进一步考察顺差率与货币增长率(M2)的关系,也验证了顺差率与投资增长率确实存在上面所述的关系。投资增长与顺差率反向变动的原因在于价格和工资的短期粘性,货币增加,投资增加,引起真实变量的变化。货币冲击只有短期效果,短期的含义是货币供给、投资增加后,在还未充分传导到工资价格之前,货币当局已经把货币和投资增长率控制下去了,否则如果货币持续走高,传导完成,结果只是出现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又恢复到原状。

用相对效率变化、投资增长率和真实汇率三个变量来解释顺差率,虽然这三个变量都对顺差率有影响,但由于投资增长率和真实汇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把三者放在一起作回归,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就像兔子赶狼模型一样,如果老虎、兔子和狼永远跑在一条直线上,是无法区分狼到底是怕兔子还是怕老虎。二者的位置只要稍微有些变化就可以识别。或者采取控制实验的办法也能加以区分,不过宏观经济是无法进行控制实验的。

这就引出汇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中国通货紧缩期间,投资增长率太低,货币供应增长率太低,而人民币在这段时间内汇率很高。后来人民币贬值了,投资增长率上升。这就是我们说的共线性问题。无法说清二者之间谁变化在先,谁影响谁。采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趋势的偏差,来度量经济的冷热程度,可以看到2001年前后是中国经济最糟糕的一段时间,经济不好,此时汇率很高,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重要的确定性的关系。这是因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其他亚洲货币如日元、韩币贬值,人民币不贬值进而是相对这些货币升值,因此影响经济。汇率与投资增长率,在1994-1997年间汇率高,投资增长率低,这不是因为汇率对投资起作用,而是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太高,1994CPI增长20%多,因此中国政府要控制通货膨胀,主动进行宏观调控,控制货币,控制投资。1997年后政府不再试图控制投资,而是要刺激投资,但投资不高,此时低投资增长率与高汇率有很大关系。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升值可能对真实经济发生不利影响。后来人民币贬值,出口增强,投资增长和货币供应在20022003年上涨。2004年宏观调控以后,投资增长独立于汇率变化,投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被货币供应和其他宏观政策决定。如果2004年不进行宏观调控,按照现在的利率汇率来内生决定货币供应,那么现在通货膨胀会很高。由于不希望总需求过度,所以进行宏观调控人为确定一个合适的货币增长率。此时货币和投资增长率,与汇率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最后谈一下估计的结果,虽然可靠性较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汇率对顺差占GDP的比例具有合理的影响,即升值导致顺差率下降,贬值导致顺差率上升。具体到影响的大小,大概在0.2左右(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较差),即汇率升值1个百分点,顺差率下降0.2个百分点。这样看来,3%的升值速度不足以把顺差率控制下去。5%的升值速度大致可以控制顺差率的上升,要使得顺差率持平或略有下降,还要很长时间。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升值速度再快一点,达到6%7%,那么到明年年中或者三季度,可能会扭转顺差占GDP比例上升的趋势。甚至到今年下半年,顺差率上升的速度就会缓和。当然前提是投资和货币供应有些回升。

(谢亚、赵红岩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0次报告会(2007729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107

2007年第43期(总第680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729,“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卢锋教授、宋国青教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先后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宋国青教授演讲内容。

(一)   林毅夫:内外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GDP同比增长11.5%,粮食再获丰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增长较多,总体经济形势与去年相似,目前的问题和2006729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讨论的问题基本一致:投资增长过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外贸顺差外汇积累过大,环境资源压力很大。政府进行调控时可采取“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两种政策。“扬汤止沸”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法律和行政手段等短期措施进行调控。“釜底抽薪”是分析问题背后的体制和发展原因,采取治本的办法。

目前经济中内外失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投资增长过热,消费相对不足。2003年以来投资每年增长25%以上,消费占GDP比重从200160.1%下降到200650%,由此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二是投资集中于少数行业,形成“潮涌”现象。2003-2004年集中在汽车、建材、房地产等行业,后来集中在有色金属、电力等行业。建成后会加剧这些行业的生产过剩。三是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双盈余”。外贸顺差今年上半年达到1200亿美元;资本账户中外商直接投资今年估计将超过600亿美元。四是城乡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19841.8:1上升至现在3.3:1,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1.8:1。五是收入分配恶化。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使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目前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六是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去年我国GDP占世界5.5%,能源、钢材和水泥使用分别占世界15%30%54%,最近太湖蓝藻等环境恶化事件不断发生。

     这些问题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影响。由于富人消费倾向较小,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会导致消费相对不足,将财富更多用于投资,使得生产能力过剩,增加出口和贸易顺差。如果仅仅根据表面现象进行治理,问题会继续存在,所以要找到问题背后原因。

     内外失衡原因之一是改革不到位。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过渡时期市场制度和计划遗留制度并存。目前主要有三方面改革不到位。首先是金融结构改革不到位。一方面,我国金融结构以大银行为主,偏重大企业的金融结构导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就业机会不足使得工资增长缓慢,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我国2006年以劳动密集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比例为39.5%,低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平均水平53%。另一方面,银行利率过低,贷款利率仅7%左右,存款利率也受到抑制仅3%。结果使得相对贫穷的储蓄者以较低利率补贴相对富有的贷款者和银行,加大收入差距。

     其次是资源税费改革不到位。改革开放以前为补贴重工业发展,资源由国有矿产企业开采,再以极低价格卖给重工业。改革之后引入市场竞争,允许民营、三资企业进入资源开采业,资源价格仍然人为压低。为了补贴背负着退休工人、冗员等社会负担的国有矿产企业,国家只征收极少资源税和资源开发补偿费,两者相加平均1.8%。上世纪90年代矿产资源价格和国际接轨,而资源税费仍然维持较低水平。对于没有社会负担的民营、三资企业,采矿成为暴利行业。这加剧了收入分配恶化,同时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

     最后是行政垄断改革不到位。虽然我国正向市场经济过渡,仍有不少行业维持行政垄断,比如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垄断产生垄断利润,成为收入分配恶化原因之一,并滋生寻租现象,加剧收入分配恶化,败坏社会风气。

除了改革不到位,内外失衡问题和现在的发展阶段有关。首先,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与我国发展阶段有关。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产业升级空间,由于资金相对丰富和投资机会较多,投资增长非常快。不仅国内企业投资快速增长,外资也大量进入。改革开放30年为制造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国内收入增长形成巨大市场潜力,吸引大量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生产、销售。

     其次,“潮涌现象”也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发达国家一般处于世界产业链前沿,企业根据自己判断进行投资,对下一阶段具有竞争优势产业不会达成共识。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企业可能形成下一阶段优势产业的共识。比如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产业和20年代汽车产业,投资也出现“潮涌现象”。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基本沿发达国家走过道路逐级而上,产业需要升级时下一阶段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有迹可寻,企业和银行间容易形成共识,所以大量投资集中在少数行业,建成后出现产能过剩。这一方面导致出口增加,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无法获得预期盈利,投资不能收回成为银行呆坏帐来源。

     “双盈余”也与当前发展阶段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标准的“双缺口”发展中经济,既缺资金又缺外汇。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制定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同时“双盈余”也与美国有关。美国国内只消费不储蓄同时保持财政赤字,经常帐户赤字占GDP比重从1992年不到1%增加到去年7%。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30%左右,其他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必然表现为巨额贸易盈余。

最后,资源和环境问题也与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伴随能源、资源大量使用和环境压力增加。一方面由于能源资源价格不合理加上惩罚力度不够,企业缺乏内在动力节约能源和资源使用,一些企业即使安装减排设备也不愿运转。另一方面,地方干部升迁主要与GDP增长相联系,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过去在干部考核中不占重要地位,地方干部不重视能源资源和环境要求。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我们需要利用这段时期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问题和发展中问题。针对改革不到位问题,首先应当按照今年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农村银行、小额信贷、中小企业担保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中小新企业和农户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农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其次将资源税费调高到合理水平,使资源行业成为正常利润行业。同时尽可能开放垄断行业,对于不能放开的行业,要加强价格、成本、收益分配的监管。

     对于发展带来的问题,我国目前已不再是“双缺口”经济,应该调整外资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对于“潮涌现象”,政府应该利用总量信息优势,随时公布有关信息,同时规范产业准入。“双盈余”有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结构原因,不能单纯通过人民币升值得到解决。我们应该保持目前稳定、小幅、主动、可控、灵活的升值。对于资源环境,一方面应该提高资源价格到合理水平,对环境要求制定较高标准,加强违规惩罚力度和执行强度。另一方面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干部升迁的考核指标,促使地方干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二)   宋国青:货币过快增长引起通胀趋势

     目前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倾向,如果不进行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将会上升。 宋国青教授首先介绍了二季度工业生产增长加快的情况,其次分析了引起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因素:投资和出口变化以及货币供给变化,最后讨论了通货膨胀情况和关于利率调控的政策建议。

     今年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这么高的增长率在20043月出现过,但两次基数不同:20033月经济活动偏冷,去年6月经济活动偏热。打个比方,两次跳高的幅度相同,但起点不同,2004年站在地下室跳高,现在站在屋顶跳高,所以绝对高度差别很大。需要注意的是,今年6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长19.4%并非平均分布在过去12个月中。去年下半年六个月仅增长4.5%,今年上半年六个月增长14.1%,折合年率30%。这是过去10年从未有过的现象。

其他一些指标相对较低。今年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增长2.5%,低于20043月的3.9%。今年6月份投资同比增长28.5%,今年二季度同比增长27.4%,远低于200412月统计局公布的53%同比增长率。这可能是支持“目前尚未过热”的重要依据。

     结合通货膨胀率等指标粗略估计,现在的偏热程度大概是GDP1-2%1978年以来GDP偏冷或偏热幅度最高达到5%,现在1%的幅度本身问题不大,关键看过热原因。如果由偶然因素引起,那么稍加调控甚至不必调控经济就会自己趋于平稳。如果原因没有消失甚至还在加强,就要引起注意。目前高达30%的工业生产增长年率相当于GDP增长18-20%,增长势头远高于潜在生产能力。

此外我国一直存在一个通货膨胀加速机制。由于名义利率变化滞后于通货膨胀率变化,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引起真实利率下降,并引起投资扩张,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统计局报告的今年6月份投资增长率为28.5%,看起来不是特别高,但是需要考虑投资统计方面的问题。按照统计局数据,每年12月份投资占全年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月份,199712月份的投资占全年35%,而一季度投资仅占全年10% 12月份的投资数据异常可能和年报、月报口径不同有关。经过统计调整,12月份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使得12月份同比增长率非常低,而一季度同比增长率非常高。由于上述统计问题,2004年一季度投资的45%同比增长率可能高于实际增长率,当时根据投资数据推断经济过热存在投资统计方面的问题。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贸易顺差。进口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没有出现异常,去年下半年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今年12月出口猛烈增长,2月份同比增长率超过50%,考虑春节因素实际增长60-70%3月份出口大幅下跌,可能是因为企业12月份改变政策预期提前出口。一季度整体出口增长率变化不大。与2004年贸易逆差不同的是,现在是贸易顺差。20041季度贸易逆差对GDP同比增长率贡献-2.3%;今年2季度贸易顺差同比增长74.6%,对GDP同比增长率贡献4.3%,比20041季度增加6.6%。按固定资本形成计算投资占GDP42%计算,GDP同比增长率增加6.6%相当于投资同比增长率增加15.7%

     去年年初开始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其中以个人名义和企业名义开户的钱算作客户保证金,计入M2;通过基金公司或者信托等机构间接购买股票的钱不计入M2。从个人直接开户情况看,客户保证金成倍增长,45月份同比增长3倍多,绝对额接近1万亿元。未计入M2的部分可能有相当大数量。结果是M2增长率很低,实质性货币增长率很高。这里并不是说货币的定义或度量方法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定义和统计下,遗漏了一部分重要信息。这一部分信息的公布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在5月份才推算出4月份数据。如果有这部分数据,通货膨胀预测的准确度就会提高。

     现在大家经常把流动性问题或货币过快增长同外汇收入相联系。外汇收入最近一两年必然持续快速增长,但可能没有人认为今后一两年通货膨胀率持续增长。目前通货膨胀率较高,主要因为货币度量出现了一点“问题”。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与外汇收入增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今年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增长2.5%,低于2004年。这首先是因为去年6月份价格水平已经很高。其次是因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比值偏高。同时由于生产资料进口比例高于消费资料,人民币升值对二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非食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连续几个月只有1%左右。根据过去经验,通货膨胀率高时,食品价格增长更快,非食品价格相对稳定。但CPI 中食品份额较大。最近肉价上涨可能会产生短期影响。但今年天气比较有利,雨水充足秋粮收成往往比较好,目前玉米价格已经下跌。这对短期通货膨胀可能起到一点抑制作用。不过,通货膨胀一般要比总需求扩张晚几个月时间。今年56月份工业生产猛烈增长,而价格没有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滞后效应,通货膨胀率仍有上升倾向。

     利率杠杆调控需要注意长短期结构问题。如果通货膨胀会持续三年,应当提高三年期存款利率。如果通货膨胀只有三、五个月,应该大幅上调短期利率,维持长期利率基本不变,否则会对以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过去一直由央行控制所有期限结构的利率水平,可以考虑让市场调节长期利率,央行只控制短期利率。今后债券市场发展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邹雨童、刘鎏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0次报告会(2007729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108

2007年第44期(总第681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7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陈志武教授和周其仁教授演讲内容。

(三)   陈志武:从“钱化”和资本化看流动性问题

今天主要讨论流动性问题。从数据来看,很容易认为中国现在流动性已经不仅仅是过剩,而是非常过剩。1980年中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值为20%,到2003年这一比值达到198%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那样,我们还不能立刻就下这样的结论,还要深入了解中国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资本化进程背后的机理,包括经济变迁、社会转型、政治制度变化等。

流动性过剩不仅在中国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也是过剩的。1900年全美国金融资产总值(年末金融票据和各种各样证券的价值总和)约为640亿美元,1945年第一次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9万亿美元。稍作计算可以知道,二战以后,差不多每隔十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就会翻一倍。这样的绝对量数据意义不大,因为美国经济每年都在增长,为了支撑更大的经济,金融资产总价值也应该同时上升。下面来看美国金融资产和经济的相对比重。所有证券和票据的总值与GDP的比例在1880年为2.21900年上升到3.2,到去年年底约为10。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看完这些数据之后,有人会问,中国和美国这样迅速的金融化、资本化会不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和道德风险?至少在美国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美国过去26年的月度数据显示,萧条(recession)月份只有16个月,也就是说过去26年只有1年多一点时间经济出现负增长,其他时间经济总体波动是非常小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度金融化并不必然使一个经济、社会更加不稳定。

那么这种金融化会不会带来其它一些问题?我认为,通货膨胀率是判断流动性过剩与否的最准确指标(当然房价等是否纳入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口袋里的钱多了、银行的钱多了、资产价格上涨了,就说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尽管它们也会提供一定信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也就是2.0-2.2%,西欧国家通货膨胀率基本上都是在1-2%左右,日本的通货膨胀最近还是负值,而中国可能比较例外。至少从全球的范围来看,表面上金融资产供应太多、流动性过剩,但又存在着普遍的低通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了研究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所发生的本质上和结构上的变化,我认为需要观察过去二十几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钱化”和资本化的情况。

为了理解“钱化”和资本化对流动性以及金融资本供应量的影响,首先要厘清以下几个概念:钱、资本和财富。这种区分还是很重要的。简单来说,钱是一个货币的概念,在所有的财富载体中它的流动性是最好的。不管一个社会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本、有没有纸币或金属货币,它都有很多财富。财富不是钱,因为它不能被任意处置,比如说卖掉。当所有的土地、企业、矿产资源、自然资源,还有我们未来的劳动力都可以被市场化买卖的时候,钱和财富的距离就会拉短。资本的概念相比财富小一些,但是在量上比钱又多一些。资本是能够产生财富的财富,其流动性介于财富和钱之间,或者从法律的角度讲是流动起来的产权,因此资本更多的是法律上的一个构造物。对于钱、资本和财富的理解是否到位,会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中反应出来,比如说最近出台的《物权法》规定,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也就是说土地所承载的财富可以钱化、可以租出去,但是不能被抵押。从钱、资本、财富的划分来看,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钱化,但不可以资本化。

钱化是为了缩短钱和财富之间的距离,资本化是缩短资本和财富之间的距离。19世纪后半期,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随着铁路网络的建设,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社会结构解体,通过家庭成员之间来对养老、意外、生病等进行融资的家庭内部融资模式不再适用,很多原来在家庭、朋友网络内部的经济活动都被外部化、显性化。伴随这些变化,美国金融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基础货币供应量大大增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形和这一时期的美国比较类似。

讨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货币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对钱的需要增加,人们收入增加。当然,这种增加中有一部分是“虚”的,即原来通过亲戚、朋友的分散投资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都用钱来计算,并且统计进GDP中来,表现为GDP和货币供应(M0M1M2)的增加。如果金融市场本身比较发达的话,这一部分货币供应增加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收入和流动性都在增加但在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都不是一个问题。

市场化缩小了钱和财富之间的距离,使财富“钱”化。下面来看资本化。据我所知,以前研究资本主要集中在资本的好处和坏处上,而很少着力在这个“化”字上,也即如何使财富和未来的收入流转化为现在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本。总体而言,资本化的来源在一个社会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企业的资产(包括厂房、土地和其他有形资产)以及企业未来收入的折现流,这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2)土地和自然资源。(3)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流,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难资本化的,因为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不能拿来直接作抵押。个人的未来收入流的资本化很难,但也有一些替代的方式,下面我们会具体再讲。(4)政府的未来收入流。我去年的文章“治国的金融之道”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政府要敢于把未来的收入流资本化,促进国家和人民福利的增进。

具体而言,对企业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大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另一种途径就是企业债券市场。比如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的市值达到40亿美元。我们要问,分众传媒这40亿美元是怎么来的?如果仔细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至少有35亿是来自于对未来收入的贴现。再具体一点讲,江南春相当于另一个央行行长,在收购二十几个公司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类似货币甚至优于货币的流动性。很多被收购公司在分众传媒股票和现金之间选择了股票。在这种融资模式下,相当于增加了很多中央银行。我从很多境外私人股权经理那里了解到,过去一年里他们投资速度大大加快,这和中国A股市场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有关系。由此带动工业增长的效果可能和央行增发货币差不多。

把未来收入流贴现到现在进行资本化的另一个结果是钱的概念发生变化。举个例子,一个中国人张三和美国人盖茨,过去和未来的收入流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美国人盖茨可以将其未来收入的一部分通过金融市场转移到现在来使用,而张三不能。这样的第一个结果是美国人盖茨会显得更加有钱,可以借助这一部分资本化的钱来扩大和分散投资,可以使未来创造收入的空间扩展,会扩大未来投资的机会空间和选择空间。

最后,讲一下内需不足的问题,即如何刺激国内的消费,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为此,我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搜集了有关美国个人劳动收入流贴现、个人信贷发展演变的历史资料。我发现直到1928年以前整个美国社会对于信贷消费都看得很负面,认为借钱花的人在品质和道德上都存在问题,认为他们贪图享受、不够自律。但是在1920年代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Julian Goldman Stores Inc,另外一个是GMAC(通用金融子公司)在1927年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Seligman做了一项消费信贷到底是好是坏的研究,把消费信贷的观念完全扭转了过来。Seligman教授认为,所有的生产信贷和消费信贷都是一样的,都具有生产性。其解释是消费信贷所借的钱可以买更好的西装、更好的车,这样也许可以帮助借款人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及在拓展业务时找到更好的客户。

作为总结,我想说的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尽管流动性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思考钱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有哪些因素会对通胀有很大影响、有哪些没有多大影响、还有哪些会对中国金融业结构调整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和准确的看待当前的流动性问题。

(四)   周其仁:小产权,大机会

“小产权”不是一个物理特征,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是“小产权”。像很多商品和服务一样,权利安排的制度信息并不显示在外。

对于小产权房,我首先关心的是原先居住在此的农民如何着落。如果原住户一直闹事,那么价格再便宜也不能买。根据调查,“正房一对一调换,偏房二对一调换,村里赠送若干平米,超出面积按某一价格计算”是比较常见的做法。一方面旧房换新房,另一方面给予货币福利,构造了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是房屋买卖合同是怎样的。搜集到的销售合同写明“乙方购房后对房屋享有永久所有权”。为什么有“永久所有权”?销售人员解释,因为这是农民的地,没有“70年”的期限,所以“小产权”是永久的。看来,“小产权”是否真的“小”还不一定。合同中还写明“依法享有出租、转让、买卖、赠与、继承权力”,“甲方为乙方办理入住手续一年内,要给与房屋产权证。拿到产权证要发生变更时,要到相应主管部门办理”。而所谓相应主管部门就是村委会。

“小产权”到底小在什么地方?至少应该搞清几件事情。什么是农村“宅基地”?什么是“农民房”?我国有9亿农民,绝大多数住在房子里。房子有好有坏,但都是重要的物业财产,构成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基础。但有关“宅基地”和“农民房”的法律表达非常欠缺。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草案21条写明“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这就是著名的“三级所有、队(即生产队)为基础”。但该文件第45条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由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也就是说房屋可以出租、买卖,但是地不能出租、买卖。

看完法律条文,再看习惯做法。我注意到两点。一是即使在文革前后,一直社员有买卖房屋的案例,但交易量很小。二是房屋转手实际遵循的是“房地一致”准则。农民实际做法虽如此,法律上却相当麻烦。比如房子着火后,谁有权利重新建造房子?这正是为什么要界定清楚经济利益的原因——如果利益关系不界定清楚,人们就不得不花大量精力来处理相关纠纷。但通常而言,如果房屋没有破坏,一般是连房带地一同转让。

我国在土地所有制之外,还有土地用途的行政管制。首先是土地规划。比如购买“小产权”房,要问是否合乎规划,规划是否被批准。其次是土地的性质。我国土地用途分建设用地、农用地和荒地三类,其中建设用地分为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如果小产权房的土地不是农村建设用地而是从农地转过来的,那就非常危险。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按规定要开发出相同面积农地。如果不能开发出新的农地,就需要用货币购买相应指标。最后,合乎现有规定的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和其上的房屋能否交易在法律上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这个问题争论非常大。由于担心城里人特别是权力人物占用农村土地,一些委员建议禁止城市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而《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没有清楚的规定。

所谓的“大产权”又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原来的《土地法》禁止土地买卖、租赁,刑法中也有相关规定。为适应改革开放要求,中国土地制度发生重要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开会修改宪法,规定国有土地不得买卖和租赁,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种由政府批租给市场的制度就是“大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国有,但是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面积需要扩大,原来农村土地如何转成城市土地?农地转用的唯一途径就征地。《土地法》规定,农地征用、规划及补偿标准全部由政府制定,同时由政府执行。当年的平衡机制是政府征用农民土地,要对农民进行安置。现在随着国企改革,不再对失地农民进行安置,改为货币补偿。1997年之前的《土地法》规定,货币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原用途收入20倍,但没有规定最低标准。所以理论上一分钱不补偿也不违法,这导致各地出现很多纠纷。最终修正货币补偿准则,规定最高补偿可达到农民原收入30倍,必要时可高于30倍,最低要保证农民生活不能比原来差。

现有土地制度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农地恒为农地;农地转为非农用必经由国家征用;国家土地可批租。但在“小产权”和“大产权”之间有一块灰色地带没有界定清楚。《土地法》规定“除农村和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外,所有农地转用,必须同时完成‘从集体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权’的转变”,现在所有争执都出在“农村和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用地。地价上涨时,经营这些土地就有利可图。一方面外资企业需要土地,另一方面农民希望将土地资本化,由此出现了合作办企业。南海农民以集体为单位用土地入股,分享合办企业利润,再由集体将所得利润在农户与集体之间进行分配,形成所谓“南海模式”。土地由此实现市场化,流向出价高的领域。昆山车塘村做法是先把农村闲散地垦复变成农地,然后可以申请相同面积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可用于合作办企业。这种做法在江苏南部、上海郊区、浙江一带很流行,也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土地支持。最近两年开始做“宅基地”的文章。农民很快学会如何充分发挥宅基地价值,开始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最早看到是北京大红门外的浙江村有15万人在那里做俄罗斯服装生意,当地农民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给浙江人。随着进一步发展,农民开始建造楼房收取更多租金。再发展下来,农民开始了宅基地的置换。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之间的差价造成了小产权房的需求。

目前是难得的机会,旧的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合当前情况,城市土地供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地价急剧升高,土地应该对价格作出反应。日本地价虽然狂涨,但是看不到土地闲置现象,寸金寸地,每块土地都安排很好。中国不是土地少所以土地才贵,中国是土地制度太贵。必须改革我们的土地制度。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当唯一的“地主”?如果政府是唯一地主,土地配置就必须服从行政指令,城市化过程中这会造成很严重的资源配置损失。所以一定要开放一级市场,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能够合法进入。

(董兵兵、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0次报告会(2007729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109

2007年第45期(总第682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7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卢锋教授演讲内容。

    卢锋:近年棉花进口增长与滑准税争论

  我国入世农业承诺允许通过关税配额方式进口89.4万吨棉花。近年棉花进口量大幅增长,2004-2006年棉花进口逐年分别突破100200300万吨三个数量级台阶,远远超过关税配额数量上限。我国棉花进口以及表观消费量占全球比重2006年都上升到40%左右。

    棉花进口快速增长引发近年业内不同意见争论和政府决策高层关注重视。如何看待棉花进口增长?如何看待棉花进口配额和2005年引入的滑准税管制方式?对这些问题需要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全面观察分析我国棉业经济实际变动情况基础上加以认识解答。

1)棉花进口与国内棉花生产部门关系

    对棉花进口与国内棉花产业关系需要结合相关经验证据加以研判。从我国棉花产量、区域结构、劳动生产率、植棉收入等不同角度考察,发现棉花进口损害国内棉花生产判断缺乏依据。首先从我国棉花总产和单产看。改革开放以来棉花生产呈现持续发展趋势,单产2006年增长到20061248公斤,增长到2006年近700万吨,都打破历史纪录。

    其次从我国棉花生产区域分布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棉花主产区区域分布结构变动的最重要特点,是新疆在全国产量中得比重大幅上升,从1980年代初的4%上升到1990年代后期23.7%,去年进一步跃升到32%,使新疆有利于棉花生产资源优势得到比较充分发挥;经济增长较快的江苏、山东以及长江中游主产区湖北相对下降,体现了比较优势原理调节棉花区域生产结构的成效。

    再次从我国棉花生产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棉花生产劳动生产率变动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中期超常增长期,劳动生产率从19780.6公斤/工日快速增长到19871.6公斤/工日,平均每年递增11.5%。第二时期1988-1997年为波动徘徊时期,到1997年劳动生产率仅为1.7公斤/日,与1987年相差无几。1990年代末以来进入快速增长局面,2006年达到3公斤/日。

    最后从我国植棉收入与棉花进口关系看,数据显示植棉利润经历剧烈波动,植棉用工收入也有显著波动。不过植棉收入与棉花净进口存在某种正向关系,这一正向关系在1993-2005年数据中表现得相当显著当然。当然这一正向统计关系并不代表因果联系,很可能是表示某种第三方因素(如国内宏观经济和全球经济运行状态)同时影响棉农收益和棉花净进口,不过确实显示棉花进口实际伴随国内棉农收入某种增长。

2)棉花进口与棉纺织及制品业关系

    作为现阶段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我国棉制品以及整个纺织行业入世后快速增长,整体水平近年迈上新台阶。得益其劳动密集型要素利用特点,棉制品及相关行业增长在直接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还对增加就业尤其是推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棉花进口是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是棉花进口支持我国纺织及纤维制品行业入世以来跨上一个新台阶。例如我国纱产量1980年到2000年从253万吨增长到657万吨,20年增长404万吨,年均增长4.89%,然而到2005年增长到1412万吨,2000-2005年五年间增长75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6.5%。布匹、服装等纺织和制成品产量也有类似增长。

  二是棉花进口支持我国棉制品出口速增长。七类HS编码二位数棉制品贸易数据显示,这些产品净出口从199281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7%;从1999年到2004年从104亿美元增长到253亿美元,但是2006年飙升到超过1000亿美元。考虑棉花作为原料经过加工制作后进一步发生贸易的整体平衡情况,我国棉花净进口规模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变成净出口。

    三是棉花进口推动了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和农民向非农部门转移。入世以来棉纺织业平均每年约新增就业75万人,总共约新增就业300万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近年纺织部门90%以上新增工人为农民工。取得这些成就以棉花和其它纤维大量新增投入为必要前提,对此国内棉花增产贡献很大,棉花进口同样功不可没。

3)我国棉花进口配额的经济学分析

    应当肯定我国入世谈判对棉花等农产品采用关税配额具有必要性。当时很多人担心农业开放承诺将导致国内农民大量失业,有计量模型结果预测农业开放将导致上千万农民失业。当时形势下用关税配额方式处理棉花等所谓“敏感性”大宗农产品准入问题,有助于化解不同意见争论,对中美达成农业协议以至成功实施入世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评估目前政策需要看到,配额作为进口管制一种特殊方法存在固有局限。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假如确实需要干预进口,配额与常规关税相比是一个缺乏效率的方法。从理论上看,配额管制与通常关税措施主要差异表现在于把关税收入变成获得配额厂商或/和贸易商的超额利润或“租”,并会诱致企业和官员“寻租”行动。从我国近年棉花进口情况看,业内人士担心长期发放配额可能鼓励寻租行为,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与上述理论分析逻辑具有一致性。

    虽然明知缺乏效率,在有些场合仍选择配额作为进口管制手段,一个基本考量是对某些所谓“敏感”产品担心关税手段难以实现数量控制目标,采用配额可以事先保证进口数量被限定在一定水平。因而对于采用配额手段的理性主体,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获得对所谓“敏感行业”进口数量封顶的利益,效率损失可以理解为换取上述假设“合意”状态所支付的“保险费”。从我国入世情况看,认为农业开放会带来难以承受冲击的观点影响很大,入世谈判又绕不过农业开放,支付低效率“保险费”至少具有某种逻辑依据。

    问题在于入世以来我国棉产业发展实际表现显示,近年棉花进口大大超过配额上限并没有带来灾难性影响,而是对经济成长包括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棉花增发配额进口与包括我国农民在内的整体经济发展利益具有一致性,入世谈判特殊环境下引入的低效率配额管制方法也就失去学理层面支持,需要给予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在国内外棉价差距拉大因而配额实际具有每吨上千元转让价格背景下,行政部门采用不透明方式发放数以百万吨进口配额指标,长此以往在操作层面难免会发生诸多问题,同样要求对配额管制必要性给予重新评估。

4)我国棉花进口滑准税的经济学分析

    部分出于应对配额管制存在的问题,从20055月开始实行滑准税政策,即对增发配额进口棉花依据国内目标价征收最高达40%的不同比率从价关税。滑准税在两重意义上具有积极意义。一是它可能成为配额管制向关税管理过渡的中间环节。二是引入滑准税为取消应对贸易争端临时实行的纺织品出口税提供了一个形式配套措施。然而从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看,滑准税存在多方面问题。

    滑准税与配额及固定税率关税都具有保护国内生产者政策意图,然而实现机制具有重要区别。在配额和普通关税政策下,政府限制进口,实际进口与国内产出(及库存)构成国内供给,国内供求与价格互动调节资源配置;这时政府通过限制进口间接影响国内价格,然而没有直接干预价格。滑准税作为一种可变税率,其正常运作需要假设存在某个合意的国内棉价下限,实际需要政府确定保护价或地板价,进口棉花在可变税率调节下确保不低于保护价水平。滑准税暗设保护价干预要求,是这一新税种在理论和操作上存在问题的最重要根源。

    保护价意味着对市场价格调节过程的直接干预和限制,长期实行可能出现两类不利局面。一是可能滑入高保护、低效率、难退出的体制状态。欧盟这方面前车之鉴值得反思。目前欧盟农业高度保护主义体制,发轫于战后欧共体类似于滑准税的可变进口关税(variable import levy)。如果高保护不符合WTO时代贸易体制演变潮流,不符合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根本利益,滑准税通往高保护体制的可能性应具有警示含义。

    二是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保护政策实践看,保护价干预加剧了粮棉供求相对过剩,粮棉年度结转库存规模甚至比全年社会消费量还要大,给农发行分别带来几千亿元和几百亿元亏损挂账。政府意识到保护价巨大财务成本后不得不放开价格,大量库存释放打压市场又导致粮棉价格多年低位徘徊,加剧了当时通货紧缩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困境。保护价干预从美好愿望出发,最终导致各方受损结果,是目前相关政策选择仍应记取的教训。

    即便实行比较温和因而也许不会带来90年代后期那样严重财务后果的保护价政策,在具体操作层面也会面临较多困难。如何确定合意价格水平?如何处理国内外价格差异?如何平衡不同部门、地区和利益集团对合意价格的立场差异?这些问题决定了滑准税是一个在制定政策层面交易成本不小的“昂贵”政策。另外滑准税对低档棉花进口存在歧视性待遇,其人为排斥利用国外低档棉花的政策效应并不合理,也不利于鼓励国内棉花质量提升。滑准税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对企业带来更多交易成本,同时还会给少数不法企业提供钻漏洞的机会。综合考虑,引入滑准税虽有积极意义,但是长期实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而需要考虑调整对策。

5)开放型棉业经济价格接轨必要性与政策建议

    开放环境下我国棉业经济存在三方面制约关系。一是多重主体并存,包括棉农、纺织企业及工人就业、流通商以及国外贸易伙伴。二是多重替代关系,国内棉花面临进口棉以及国产和进口化纤替代竞争,国内纺织品和服装在国际和国内市场面临同类产品替代关系。三是棉花供应链系统定价客观属性,即棉花作为纺织品上游原料,均衡价格形成不仅取决于国内棉花供求及其相关因素,而且受到替代品化纤价格制约,特别受到国外棉价以及下游棉制品国内外供求关系影响。

    开放型棉产业有效运行要求国内外棉花价格接轨。开放型经济意味着国内外同贸易商品价格一体化要求,很难想象一国可贸易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巨大落差并剧烈变动,仍然存在健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一般而言,可贸易品价格接轨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质疑棉花价格接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外国棉花补贴对我国棉农形成不公平竞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确实对棉花提供了大量补贴,强调这一因素对中外棉花国际竞争力影响是正确的,然而能否由此得出我国应实行高保护政策结论还需要探讨。根本问题在于需要分析强干预与放松管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利弊大小。如果强干预和高保护政策缺乏效率,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利益,即便少数外国实行这类政策我们也不宜仿效。其次需要看到,实行农业补贴和其它高保护政策国家实际是身处困境,在WTO新一轮谈判中更是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推动经济成长,农业体制方面尚未锁定在高保护状态而仍有较大选择度,不宜效仿在原产地已见式微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应从开放发展角度寻求调整思路,并对新世纪全球化制度建设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

    近年国内棉价相对国际棉价显著增长,到2007年上半年国内价格高出国际高35-40左右,即便采用岸价衡量我国棉花大约也存在2成名义保护。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我国棉价较高局面还会延续甚至发展。从开放环境下内外棉价一体化要求角度看,棉花贸易存在进口数量不足以及(或者)进口管制方法交易成本过高问题,逐步改变这一局面应是棉花政策调整的基本考量之一。

  最后对棉花政策调整提出两点思路。一是在多哈回合对棉花贸易形成新多边规则以前,保留入世承诺关税配额,配额分配除了照顾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棉需求外一律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发放。另外增发配额尽量满足市场需要,基本不做数量限制,并采用低于5%关税税率取代滑准税。二是结合多哈谈判议程,在棉花问题上力促发达国家取消出口补贴和国内保护扭曲,同时主动提出我国取消棉花进口关税配额,改用低固定税率甚至零税率。鉴于目前棉花价格现存保护状态,考虑在新农村建设项目框架下对主产棉区提供一次性转移支付或/和直接补贴,作为棉花贸易政策调整的过渡期配套措施。


11次报告会(20071028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344

2007年第51期(总第688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1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71028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教授、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教授、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分别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易纲教授和汪同三教授演讲内容。

易纲: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传导与启示

在美国,按揭贷款可以按照借款人的信用和其他因素被分成:优质(prime)、类优(alternative)、次贷(subprime)。次贷是对信用记录比较差(有迟付、破产之类的欠佳信用记录)、信用记录不全、月收入没有达到住房抵押贷款申请标准、负债与收入的比例可能偏高的那些人发放的贷款。

次贷的发生与低利率有关系。数据显示,次贷发生最快的时期是2003-2006年,这几年也恰恰是利率最低的一段时期。二者关系稍微存在一点滞后,但基本逻辑是很明确的。

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是:住房者/借款人从贷款人这里借到钱,贷款人将贷款转给特殊目的公司(就是SPV),SPV找到承销人把贷款打包并证券化,经过评级公司评级,该证券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市场上的购买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等,也有一些个人投资者。次贷这样一种金融创新使得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房子,同时通过贷款打包和证券化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

次贷危机以利率上升为导因,房价由上升转为下降,形势发生了逆转。传导的导火索是评级的下调。信息不对称使次贷衍生品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较高的依赖度。评级机构只能用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计量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房价、利率变化,模型原有的假设条件不复存在,评级机构需要对模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20077月,评级公司下调了一千多只按揭贷款抵押债权的评级,导致市场出现恐慌。监管当局对次贷问题也是有责任的,他们没有提前预警次贷风险。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或市场研究人员对评级公司和监管当局有大量的负面评价。

这次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首先是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和公司。次贷违约率13.33%,直接贷款损失约1730亿美元。另外一类损失者是购买了次贷衍生产品的各国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比如德国的银行就买得比较多。我们中国的银行在这个市场投资数量比较小,投资策略比较保守,所持产品的信用等级比较高,投资期限也比较长,所承担的次贷损失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第三类受害者是虽未购买次贷衍生产品,但依靠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融资的银行。比如被媒体报道最多的英国北岩银行。北岩银行存款很少,但是发放了很多住房抵押贷款,它的资金来源就是不断在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由于次贷问题的冲击,北岩银行即使愿意付出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发行出去,票据的承销商无法兑现承诺,造成北岩银行的现金流断裂,进而引发银行挤兑。

次贷危机正开始渗透到实体经济。渗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主要是房价。房价下跌使得整个形势雪上加霜。房价越跌,次贷借款人的房子就越难以销售出去,还款就出现困难。这时银行就可能把他们的房子拿来强制拍卖,这就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房价的下跌使得次贷借款人的负资产上升,进一步加深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出现后各国央行采取了救助措施。救助措施包括向银行间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做出保障性声明或承诺、增加贷款抵押品种、降低利率等措施。起初,关于救助也有争论。比如英国英格兰银行经过一两个星期之后才终于决定救助北岩银行。该行行长发布了郑重声明,坚持防范道德危险的重要性。他要让那些没有妥善管理风险的银行受到损失并学到教训,而不是一旦出现问题就由央行提供流动性。但是当危机发生后,这种理念还是要面对现实,最后英格兰银行还是决定救助。

需要注意的是,媒体报道时都是欧洲央行注资多少多少亿、美联储注资多少多少亿,其中的关键字是“注资”。实际上,央行提供流动性时需要商业银行提供抵押品,需要支付利息,不是无偿拨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公众和金融机构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此外,央行的注资大多都是隔夜的,七天、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注资是很少的。比如欧洲央行今天提供了900亿元的流动性,明天又提供了600亿元的流动性。其实第一天提供的900亿在第二天就到期了,第二天提供600亿元流动性时实际收回了300亿。有人将一段时间的注资金额加总起来得到了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意义不大。各国央行的一个救助措施是扩大抵押品范围。原来的抵押品只能是国债或者AAA级债券。扩大抵押品范围后金融机构就能借到更多的流动性。甚至有些折价的抵押品也可以按照面值来算。这体现了央行的救助行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原则还是短期和有偿救助。这个原则是需要强调的。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美国有可能进入减息周期,美联储已经减息50个基点,市场预期本月底美联储还要减息25个基点。我国目前面临一些通胀的压力,今年央行已经五次提高利率。这样,美国减息,我国加息,就会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难度。我国还是要加强市场基础建设,发展直接融资,分散风险。虽然次贷危机造成了全世界的恐慌,但从正面上看,美国这种金融创新还是分散了风险,对我国还是有启示意义的。

展望未来,大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美国财长保尔森就认为需要两年或者更多时间才能恢复信贷市场上的信心,格林斯潘则认为次贷危机高峰已过。我们的态度是认真地关注这件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得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得更加健康。

汪同三: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要做两次预测,一次是四月份的春季预测,一次是十月份的秋季预测。今年的秋季预测我们刚刚做完。今天讲讲我们在这次预测过程中对几个重要变量的考虑。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预测的绝对值,而是看有没有转折点(turning point)。有转折点是一种质的预测,没有转折点也是一种质的预测。首先必须在质的预测上把握住,然后才是量的预测。举个例子,去年的经济增长为11%,今年实际增长11.2%,预测10.9%和11.5%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在绝对误差上二者是一样的,都是0.3%。后者对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前者的趋势判断是错误的。在这个例子中,预测11.6%都比预测10.9%要好,因为前者对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绝对误差大于后者。

首先是对GDP的预测。从2003年以来我国GDP始终在10%或10%以上。这样一个好势头已经使我们研究所连续四年犯错误。200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讲中国要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我们在做2004年预测时,根据会议精神,认为会出现经济减速。但当2004年统计结果出来时我们发现错了。2004年底中央会议的精神还是要继续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那我们就认为2005年应该比2004年低一点。到2005年统计数据发表时,我们发现又错了。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2006年。这三次的错误都是方向性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预测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0.9%,比2006年高。但是只过了半年,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我们又错了。只是今年这一次不是方向性的错误,而是程度性的错误。在今年九、十月份预测2008年经济增长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到底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还是有所下降?我们的预测是不到11%左右。但是我们的底气并不足,我们只能说经济“应该”有一个向下的转折点了,即经济增长率不能比11.5%再高了。

接下来讲一下关于投资的预测。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是在逐年下降,从2003年的27%到2004年的26%、2005年的25%以及2006年的24%。政策取向在这期间是没有变化的,一直认为投资增长过快,应该降下来。所以我们预测2008年投资增长应该继续下降。不过,投资到底是否出现反弹仍然存在疑问。此外,十七大刚刚结束,按照政治周期理论,2008年投资又会增长。总的来讲,我们相信从2003年开始的投资水平下降趋势将有很大的概率得以保持。

再看关于消费的预测。2003年以来消费增长速度在不断增加。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指标来衡量消费。现在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指标。一个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它的局限性在于政府消费也在其中,一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也在其中,再者它不反映服务方面的消费。另一个指标是居民入户调查的消费额。它能比较全面的反映居民消费的情况,但是它的准确度不够,可能样本太小,不具有代表性。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实际上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现在的问题是今年前三季度这两个指标在变动方向上是相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上是下降的,而入户调查的消费数据又是上升的,这就给我们预测消费提出了难题。

再接下来谈谈价格。CPI现在是一个热点问题。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今后的CPI会不会上升,或者CPI会不会降低到类似20052006年那样的低水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现在存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因素(或者说物价上涨的因素)。虽然这一次的价格上涨是由于猪肉引起的,基本上也还是属于农业的问题,但我们要注意这背后至少还隐藏着五个可能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1)成本推动因素。2006年以前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一直是明显高于CPI的,它会有一个传导过程,尽管如何传导、在什么程度上传导以及什么时候传导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个成本推动因素是职工工资,数据显示职工工资的增加是比较明显的。(2)需求拉动因素,主要表现为货币供给问题、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多了,必然引发更多的需求。在2006年以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调的根本性原因。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快于GDP增长,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已经很接近。(3)经济增长特别是投资增长太快。(4)节能减排的要求,“十一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要减10%。这个任务在2006年完成的很不理想,2007年开始实行很多强硬的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从长期看,这是好的,但短期内这使得成本上升,从而推动价格上升。(5)国际市场上的石油、谷物等价格的影响。比如石油价格已经飙升到90多美元一桶,而这在两年前是很难想象的。这些主要商品价格的变动都会对国内CPI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对于2008年通胀的预测充满变数。

最后讲一下顺差。2005年和2006年顺差在明显上升,2007年达到2500亿美元的顺差已经不是什么悬念,2008年这个数字是否还会增加?有研究人员认为贸易顺差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会增加,2008年贸易顺差很可能突破2600亿美元。我们现在的认识已经变为顺差大小已经不是问题,而是如何保证由外贸顺差产生的高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因此成立了国投。也就是说在达成外汇顺差持续增加的共识之上,我们的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

(谢亚、董兵兵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11次报告会(20071028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345

2007年第52期(总第689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11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1028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肖耿教授和卢锋教授演讲内容。

肖耿:中国股市的社会与个人风险及回报

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投资者承担风险,也鼓励社会承担风险。整个社会如果不愿承担风险,就会像过去计划经济一样就没有创新和改革,因为改革就是一种风险,当然风险是有回报的。

资本市场存在个人的风险及回报,也存在社会的风险及回报。股市泡沫破裂以后,如果个人投资者手上还有股票,那他们的财产就会遭受损失,这是个人层面的风险。但是他们的损失可能换来崭新的行业。比如美国的高科技泡沫带来了网络和IT产业,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度跃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美国次贷问题至少使中低收入的人能住上好的房子。这是社会层面的回报。

社会的风险和回报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目前中国股市牛气冲天,老百姓积极入市。笔者的亲属都在炒股,而且兴致盎然,收获颇丰。既然老百姓这么愿意去投资、去资本市场承担风险,那么这些上市公司拿到投资者的钱后去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是通过一个机制把钱集合起来,又去创造了什么,给后代留下了什么?中国现有上市公司是否是中国最好的公司,它们本身的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他们的经营是否越来越有效率,他们是否能在泡沫破灭之后给后代留下些什么?这些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毕竟,投资者在将钱交给上市公司之后是无法收回资金的。

虽然美国资本市场有泡沫,但长期来看投资者还是赚钱的。香港恒生指数通过回归可以发现其发展趋势,可见长期来看投资者也是可以赚钱的。这表明,社会的风险与回报和个人的风险与回报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但从东京股指来看这二者就不一致。东京股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个人投资回报几乎为零,社会回报也很难讲。日本过去十几年时间的萧条和它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很有关系。资本价格是效率低的最突出反映。资本价格归根结底是实际利率。实际利率为零或者为负值就意味着资本借贷是不要钱的,这对于整个社会效率的影响很大的。

最近两年时间上证指数直线上涨,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函数来拟合,看起来相当可怕。上面几个指数都没有这样的走势。不过除了上证指数,其它几个指数的起始时间都是1970年,而上证指数的起始时间是1995年。如果把上证指数的图缩小一点,和其它图的时间跨度在比例上保持一致,那么上证指数看起来也不那么可怕。这个泡沫从现在看来好像很大,但中国资本市场才刚刚起步,发展空间还很广阔。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大、最有效率的市场,这是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如果上海股票市场能和纽约、香港看齐的话,那么现在的泡沫问题就不大。

我认为中国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出发点应该是就业问题。按照农业部数据,民工平均工资是每月120美元。农民的货币收入应该比这个水平更低,否则民工就不会出来打工。因此,中国还有四亿八千万的劳动力每月收入不高于12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多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或者说就业效率不是很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这个词容易造成误解,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闲散人员,而是他们的就业是不充分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出口远远大于进口,有巨额经常项目剩余,这意味着存在资本剩余。资本剩余和劳动力剩余的同时出现是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在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只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就会有产出。这其实是过于简化的描述。实际上,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需要中介,最重要的中介就是金融业。

资本市场的功能是把资本放在最有效率的项目上,从而雇佣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担心股指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而更应该关注资本市场的社会风险和回报,看资本市场能不能把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结合起来创造就业、能不能把最好的投资项目筛选出来并淘汰不好的项目。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到,中国很多地方需要大量的投资,有很好的项目在等着投资,比如交通、环境、能源、教育、医疗等。但是同时,很多没有效率的投资大量存在,多到让我们感觉过热了。这样,没有效率的投资把好项目挤出去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管制太多,好的项目上不去,不好的项目管不住,社会风险巨大。这个问题应该尽早解决,否则当股指升到太高时,解决这个问题时个人回报和风险所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会制约对于社会风险和回报的处理。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风险,把好的项目挑选出来,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但是处理风险是非常难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完美的方法来处理风险。我们现在既然要让个人、企业去处理风险,就不应该允许单方向风险的存在。单方向风险的例子包括:人民币只会升不会降,股指只会上不会下,房价只会涨不会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处理风险的。正因为风险是单向的,所以现在很多普通百姓在对企业和股票投资并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能投资炒股赚钱。这是不正常的。我们需要出现的情况是,投资者在炒股炒汇时应该不知道股指或汇率将会向上还是向下。如果投资者对未来没有把握,这就对了,就要求投资者去动脑筋。

单方向风险在中国的存在缘于制度性因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针对各项制度说明风险为什么是单方向的,只举人民币这个例子。大家都认为人民币将来会升值,现在通货膨胀也很低,所以都选择持有人民币,不持有美元。如果中国有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考虑持有美元。这不是要建议中国采取通货膨胀,而是要强调,一定要让老百姓看到持有人民币不仅有升值的可能还有潜在的风险。这样他们才会对于持有什么样的货币进行分析和判断。普通老百姓就会借助于专业人士,由最优秀的人去分析风险并且进行风险重组,把所有聪明才智利用起来,这样整个社会处理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

卢锋:粮价走势观察

讨论粮价走势出于两点考虑。肉价上涨是今年新一轮CPI走高的结构性原因,虽然在价格调节以及政策作用下肉价已稳中有降,然而粮价会不会上升并进一步推高CPI?另外从过去经验来看,讨论粮食供求和价格存在如何区分周期阶段性变化和长期趋势问题。如果说目前粮价仍处于周期性上升阶段,它是否同时意味着我国粮食供求转而进入长期相对紧张状态。结合有关数据讨论这些问题。

我国粮食产量在过去三年持续增长,到2006年达到4.97亿吨,三年累计增幅超过15%。今年早稻产量仍然增长,秋播面积也略有增长,粮食产量有可能再次超过5亿吨。不同粮食品种产量变化改革开放时期趋势变动差异很大,基本特点是稻谷、小麦增长幅度较小,玉米和大豆这些饲料粮增长幅度较大。

近年粮食净进口持续增长,净进口总量在20052006连续超过2000万吨,2006年第一次超过2500万吨即500亿斤,达到消费量的5%以上。但是不同粮食品种贸易平衡方式变化与早年预测形态极为不同。三种主要谷物的净进口这几年持续减少,只有大豆净进口在增加,目前大豆进口已超过国内消费量一半以上。

今年前八个月数据显示大豆进口仍增加,然而由于其他粮食净出口增长,粮食总净进口减少了20%。这涉及宏观经济形势和粮食净进口关系问题。一种可能解读思路是,本来中国需要进口较多粮食,但是由于某种因素比如国外粮食价格比较高或者国内汇率低估,实际净进口粮食较少。在粮食产量给定情况下,粮食净进口的减少会对国内粮价产生影响。

粮食产量加净进口是表观消费量,从长期看即便没有考虑库存仍能由此观察到消费量趋势变动。1980年到2006年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8-9倍,粮食表观消费量增长不到20%,人均收入增长对粮食表观消费量增长带动作用较小。但是不同粮食品种差别很大。2006年大豆人均表观消费量是19804倍,其它三种粮食人均表观消费量在20多年增长很有限,其中大米还略有减少。

做一个简单近似的收入弹性估计:人均消费量取五年平均数,人均收入增长也取五年平均数,再把两个五年平均数年度增长率相除求得一个比率值。由于收入以外其他条件过去20多年发生重要变动,不能将其称为弹性值。有关食物生产消费最重要其他因素变动包括:大豆等高效率饲料粮所占份额增加,低粮耗动物产品如鱼类和奶制品人均消费需求大幅增加,饲料加工利用效率的提高,对耕地投入竞争性很低的水果等食物产量和需求大幅增加等等。

不过如果上述食物结构变动具有可持续性,上述比率值大体衡量了给定上述变动前提下粮食消费量与收入变动之间数量关系,趋势值提示人均粮食总消费与人均收入变动之间长期关系。该趋势值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0.3上下持续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接近于零,近年进入负值范围。结合人口专家关于我国人口峰值调整估计,我国粮食总消费需求峰值可能在5.5-6.0亿吨区间,显著低于早先预测7亿甚至7.5亿吨。

即便粮食供求增量变动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供求关系不存在特别问题,如果库存需求因为周期因素增长很快也会带来价格上涨压力。粮食库存数据最为缺乏,质量问题也较多。外国研究机构认为我国粮食库存从1960700万吨上升到19993.2亿吨,此后大幅下降,到2006年下降到大约为1.15亿吨,提示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规模偏小,补充库存带来需求增长压力就比较大。不过对该数据系列准确性难以直接核对。

国家粮食部门公布每年国有企业粮食购销量。如果把每年收购减去销售差量看作库存净增加,并与1978年美国农业部库存数据相结合,可以得到现在中国粮食库存上限应当在3.46亿吨。这个上限值应大大高估现有粮食库存规模:粮食销售可能没有包括损耗,甚至大量陈化粮处理是否计入销售也不清楚。

又涉及讨论多年的有关部门应公布粮食库存数据问题。在一个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下,现实粮食经济问题早已从历史上因为长期匮乏派生的政治敏感问题,转变为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调节保证粮食供求和价格相对平稳问题,提高库存数据质量并定期公布库存信息对于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具有积极意义。守着库存数据不对社会公布,等于人为添加了不确定因素,政策手段与目标存在矛盾。

我国农户持有大量粮食库存。从不同渠道多方收集数据显示,农户人均粮食库存量从1978128公斤上升到1998年每年662公斤,但是最近几年农户人均粮食库存下降,2005年下降到535公斤。发改委对200641-200741农户粮食库存进行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户均库存减少20公斤左右,减幅约为1.8%

我国市场粮价1995年达到高峰后持续下跌,到2003年底才开始反弹,2005年有所下降但过去一年多又显著上涨。粮食实际价格过去近三十年变动大体可分为三个周期,上个周期在1995年达到高峰,目前仍比1995年低3成左右。1995年通胀率很高,当时粮价上涨部分具有对通货膨胀反应甚至超调性质。今后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保证总需求不至于像90年代前中期那样过度增长,粮食实际价格达到1995年水平可能性不大。

目前全世界粮食库存量是三十年来最低水平,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全世界粮食消费结构变化近年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玉米受乙醇汽油需求增长拉动,“其它部分消费(不包括种子和饲料消费)”大幅增长,说明能源价格已经对粮食供求平衡关系造成显著影响。不过从过去半个世纪长期数据来看,石油价格对粮食价格影响相对减弱。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时,实际粮价也在最高点,之后实际粮价走势总的来讲是在走低,对石油价格的反应也在减小,很难想象实际粮价会重新回升到上世纪70年代峰值水平。

近期粮价另一个重要变化,小麦价格在过去几个月时间内涨了将近70%。历史上小麦价格通常相当于大米价格一半,但是目前二者几乎一样高。最重要原因是两个小麦主要出口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天气干旱和灾害而减产。小麦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原来休耕的土地投入生产,后续反应还有待观察。对于中国小麦出口已显示拉动作用,后续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比较我国与国际粮价走势,中外玉米价格比较接近,一价定理得到较好体现。大米国内价格相对增长较快,加上汇率升值,传统出口优势显著减弱。历史上我国长期进口小麦,然而目前小麦国际价格比国内高六成左右,极为罕见。国内大豆价格远远高于国际价格,目前高出50%左右。大豆进口急剧增长,背后可能存在多方面复杂原因,然而如此大比例价差显然是一个基本原因。

几点初步结论。由于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作用,我国长期粮食安全保障程度显著提高,历史时期以绝对短缺和匮乏为特征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早已发生实质改变。短期内粮食价格走势仍存在相当不确定性:小麦主产国对国际麦价反应、我国小麦出口前景、我国粮食库存实际规模大小、石油价格走势等因素都会对粮食供求关系造成影响,对短期和中期粮价走势引入不确定性。笔者倾向于认为,如果货币供应与宏观总需求增长不至失控,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粮价全面猛涨并把我国通胀率拉高到两位数的可能性很小。

(王惠整理。肖教授发言内容未经主讲人审阅)


11次报告会(20071028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346

2007年第53期(总第690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11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71028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演讲内容。

宋国青:总需求增长渐缓、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宋国青教授分别就近期总需求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两方面内容进行讨论。首先分析了近期影响总需求的一些因素,然后讨论了农产品比价和工业品上下游比价变化对过去一段时期及今后几年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从工业生产看,6月份工业增加值猛烈增长,7-8月份急剧下跌,9月份恢复增长。第3季度名义GDP环比增长率大幅偏低。工业生产猛烈波动显示总需求波动剧烈。由于剔除肉价波动影响后消费需求平稳,投资需求波动的可能也不很大,总需求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变化。由于近年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其波动会给总需求带来很大影响。今年前几个月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第三季度下降。从数据看,7月份调减出口退税率政策起很大作用,此外目前国际经济的一些变化以及节能减排政策也可能有一定影响。

物价方面,由于近期肉价变化,9月份CPI环比指数下降,但商务部公布的10月份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继续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3月至8月增长折年率超过4%9月份环比增长年率为3%。其中生活资料价格因食品价格下跌而持平,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年率为5.1%10月份煤炭和钢材价格上升幅度较大。主流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不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很低。9月份生产资料同比增长2.7%,而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超过10%。需要注意的是食品以外的生活资料价格环比增长率很高。

总的来说,目前通货膨胀率高于2%的部分有60-70%是货币因素推动,其他是猪肉因素推动。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稳定,肉类价格回落后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到4.5%左右。目前食品价格基本上已经上升到顶点。由于存在月度异常波动的可能,CPI同比增长率有可能反弹超过7%,但环比增长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小。总的通货膨胀变化要看货币供给情况和粮价情况,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粮库存量和秋粮收购情况。

总结近期宏观经济,9月份工业生产水平基本适当或略微偏高,10月份价格情况显示总需求增长率可能略有回升。政策上需要进一步紧缩,但微调即可。由于贸易顺差存在前低后高的季节性规律,年底信贷尚需收紧。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稳定,2008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为10.5%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经济一个重要转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与名义GDP相当;而1997-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年均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得更多。这里说的“收入”相当于国民收入帐户中的“收入”概念,不包含股票、房产等资产价值变化因素。

从国民收入帐户资金流量表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过去十多年呈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70%下降到200458%。根据家计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该比例可能下降到50%。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直上升,2004年略有下降,约占国民可支配收入20%。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2004年发生飞涨,超过20%。相比之下,美国的企业利润占GDP11-1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70%左右。

过去十多年中影响工资增长的一个因素是粮价大幅下跌。粮价下跌造成农民务农收入下降,会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从而减慢工资上涨。从经验数据看似乎并不一致,1995-2002年粮价从最高点跌去一半,但这段时期农民转移速度不仅没有加快,甚至有所减慢。原因是这段时期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货紧缩,1998-1999年大规模下岗阻碍农民转移。将80年代结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出,粮价下降时期城市工资增长较低,粮价上涨时期城市工资增长较高。

近几年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上下游比价上升。企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来自资源的租。近几年石油、矿石等上游价格增涨使得资源的租增加,由此造成利润份额上升和工资份额下降。上下游比价可以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的生产资料价格与生活资料价格比值衡量,该比价从2002年初开始上涨,20067月达到顶点后开始下跌。影响比价下跌的短期因素是需求结构的变化,2004年前后投资高速增长,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相对均衡。

今后几年粮价和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转变。粮食价格长期趋势是下降的。前几年粮价下跌过头,最近略有回升。今后的趋势可能是缓慢下降,比如每年下跌1%。影响上下游比价的中长期因素有两点。一是全球比价未来趋势。今后几年全球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较大逆转,至少不太可能继续猛涨。从过去一百年看,石油价格趋势是下降的。但拐点具体什么时候发生无法预期。二是人民币升值因素。生产资料价格受进口影响,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低于国际水平。而消费价格主要由国内决定。如果国际上下游比价不变,国内上下游比价就会下跌。即使国际上下游比价略有增长,人民币升值因素也会将国内上下游比价拉低。

未来几年农产品比价趋于平稳,上下游比价可能发生逆转,如果财政转移收支增大,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将倾向于改变。

周其仁: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选择

本次报告和第10次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讨论的内容有些关系。上次报告是讲房价上涨之后会引起很多变化。小产权房就是大城市周围农民做出的反应。他们用手中的地开发出没有正规产权的小产权房来供应市场,以获取城市化中土地价格上涨的好处。这里留下了一个问题,即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的农民怎么办?他们有没有机会?这也是今天要和各位讨论的内容。

这个题目背后蕴含着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政策控制得这么严,是跟决策层担心城市化会占用很多土地。事实上,城市化是节约土地的。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出现城市化会占用很多土地?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民进城之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并没有省下来,他们的房子和农村建设用地还在原地。这也是一个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

我先介绍一些我看到的地方经验,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而是现实世界的人们率先做出了反应。然后讨论里面蕴含的问题和潜在的机会。

2005-06年,浙江长兴县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号下开始重新改造村庄。财政出钱建一批两层或三层的新房,经过复杂的协商过程,和农民建立协议,商定原来农民原来土地和房屋的价格,给予相应的补偿,让农民都迁入新房子,将原来比较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由此腾出来的土地就可以在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方面,将老房子拆掉,把土地进行复垦,经国土部门检查验收后,让其重新成为农地,然后由农业公司进去投资,搞高附加值的农业,即农业产业化。另一方面的文章是我最感兴趣的。老房子原来占用的土地是农村建设用地。土地复垦之后,就可以把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建设。这其实是财政用钱买用地指标。土地指标用法也有几种,比如一种是县城直接用,还有一种是卖到诸如义乌这些地方去。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成都邛崃县羊安镇仁和村。他们的做法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搬到规划好的新村去住,第二类是搬到集镇上,第三类是搬到县城,第四类是搬到成都。如果进成都,政府就进行货币补贴。对于最后这一类农民,政府设定了一组条件,比如在城里是不是有稳定的工作,是不是有存款等。符合这些条件的进城农民和村里签订合同、放弃在村里的宅基地之后,政府会补给他们一笔钱。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复杂的合同:原来的土地如何,旧房子如何,换的新房子如何,权利如何,形成了一整套村庄的协议系统。

邛崃仁寿村是另一种做法。他们给农民提供不同的户型,由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有的要住两层的,有的要住平院式的,有的要大一点的,有的要小一点的。在此范围之内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档次。

在云南大理开会时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夫妇两人在大理工作,租房居住。他们的父母带着孩子住在老家。老家的院子占地400多平方米,离大理有40分钟车程。他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麻烦是没有钱接孩子去大理读书。老家的房子虽然很大,但在当地卖不出多少钱,出租出去很困难。而在40分钟车程之外的大理市,每亩土地最新拍卖价格高达375万元。土地很贵,而有地的人很穷,其间是不是存在交易的可能?这是值得研究的。

2004年宏观调控之前,在南方江浙一带,用地指标流通已经是经常发生的事。义乌还曾经与新疆达成了买卖指标协议,这种做法后来被叫停了。地方政府很多做法需要批评,但是他们很多做法也值得肯定。如果地方的做法都不可取,中国经济也不能发展到今天。现实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候,资源配置有新的要求。这时财政出资介入,并不是援助农民进行农村建设,其实是在配置一项高度稀缺的资源即用地指标。这其实是政府在执行市场的职能。理论文献上将政府和市场分开讨论,好像政府和市场是完全分开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家,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公司,差不多是一个无限的、永不破产的公司。既然有类似于公司的地方,他们就注定对价格一定敏感度,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做法有些合理的东西。当然,政府做主角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财力有限。有些县的财力可以搞一个样板,但还不足以普遍解决问题。二是还存在行政性配置,政府规划好的地方可能不是市场集聚的地方。

下面参照一个历史经验,说明指标可以成为交易的标的物。在过去,我国的外贸、外汇是国家垄断的,企业将货物卖给国家外贸公司后就要结汇。1980年,国家为了激励企业从事出口业务,进行了外汇制度改革,规定外汇可以留成。问题是有外汇留成指标的企业未必需要用汇,需要进口设备的企业可能手中没有外汇,于是开始买卖留成外汇指标。当时还不敢称为“买卖”,而是叫“调剂”。中国银行在上海、北京等12个地方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85年之前调剂价还有价格管制:管理部门制定了比官方汇率略高的内部结汇价,在外汇调剂中心以不得高于内部结汇价10%的价格进行外汇指标的买卖。1985年,深圳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即取消了价格管制,让出价高者得。后来,外汇调剂中心由12家发展到了120家。这其实就是外汇公开市场。1993年,进行外汇制度改革、实行汇率并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参照外汇公开市场确定并轨后的汇率水平的。这段经历对我们现在解决土地问题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目前对土地进行管制,管制必然导致额度问题。国家的土地额度按照行政区划分配,但是行政区划与城市化并不一致,出现不同地区对土地的需求供给不一致的情况,这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

重庆、成都政府有关部门面向全世界公众征集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我建议重庆试办土地交易所,买卖土地指标。他们很感兴趣。不过将这个建议付诸实施还是有很大难度。土地和外汇指标交易不同。外汇是标准化商品,在质量上不会有问题。但是土地的情况就复杂得多,比如土地指标对应的土地在哪里、原来是不是建设用地、是否确实变成农业用地了等问题都需要考虑。这是对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考核体制的一大考验。将来的价格走势则是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初始阶段,市场不愿意往农村投资,农村的土地指标供给很少,指标价格就会很贵;等到指标供给多了,指标价格就会下降,最后会服从级差地租定律。

(刘鎏、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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