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4-7次报告会简报(2006年)

 发布日期:2007-1-4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  

4次报告会(2006211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204

2006年第9期(总第571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6211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李玲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许宪春司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胡大源教授和的卢锋教授分别就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和对策经济普查年度中国GDP核算的变化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估测——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运用和解读环境经济评估与预测:来自北京十年入户调查的证据谁来控制内需?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易纲教授、胡大源教授的发言内容。

易纲: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和对策

易刚教授首先说明,“失衡”主要是指国际收支的失衡,而国际收支失衡在去年主要表现为贸易失衡。中国对美国、对欧洲有巨大顺差,但对日本、韩国、台湾省、东盟十国有较大逆差。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全球化,反映了国际分工,也反映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格局,即中国从邻国那里进口原配件产生逆差,加工后出口到美、欧、形成顺差。在这种格局中,一方面中国赚的钱比较少,创造的增加值比较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终产地也承受美国和欧洲的很大压力,反倾销等问题的焦点也都集中在中国。尽管中国有顺差也有逆差,但总体来说在去年有1000多亿美元贸易上的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也比较快。2005年底中国有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比日本差99亿美元,中国不久可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好事,同时也是挑战。

中国的一年期央票利率与一年期美元LIBOR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率。20051月份,两个利率相等,在此之后,一年期美元LIBOR已经高于一年期央票利率。2005317日,央行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62%降到0.99%,此后利差就变得比较大。现在一年期美元LIBOR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已接近5%,而央行一年期票据的利率在1.8%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跟美元的利差超过3%。这个利差和我刚才说的不平衡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利差为中国稳定汇率、为不平衡的调整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和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根据利率平价理论,预期的汇率变化百分比应当等于两国利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高3%,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在3%或3%以内,那么从套利的角度说,攻击人民币就无利可图。根据美国最近的数据,美国产能利用率还在提高,美国经济还是相当强劲。格林斯潘在任期结束时又加了一次息即第14次加息。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是4.5%。人们认为再加一次即加到4.75%的概率在80%以上,甚至还有人预测可能还要再加一次息。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和利差窗口,实际上是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时机。

现在对于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大顺差、美国大逆差、亚洲中央银行资金流向美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是市场的选择,因此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种观点是少数人的观点,不是很受欢迎。第二种观点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宏观政策是失衡的原因,所以要求中国和亚洲国家调整宏观政策。这种观点比较流行。第三个观点认为目前的不平衡主要是美国的双赤字和亚洲的高储蓄,所以美国做调整的必要性是最大的,其他国家的调整只是对美国调整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这三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是市场力量自愿选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利的。它可以持续到一定程度,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第二点结论是,这样一个失衡必须引起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但是调整过程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个结论就是要关注硬着陆的风险,但是硬着陆可能性不大。最后,国际经济失衡是很多基本面的失衡,而汇率调整对于调整这种巨大失衡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或者是主要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比如说美国储蓄率低、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特别大的基本面的事实。通过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来增加美国的储蓄率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大幅度降低中国储蓄率,不能把这种大的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寄托在某一个名义变量的调整上。当然汇率调整还是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这种调整会是一个渐进的、平稳的过程,并且会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进行。

胡大源:环境经济评估与预测——来自北京十年入户调查证据

胡大源教授首先介绍了三次北京居民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调查时间分别是199620002005年,都在同一个季节。调查对象是北京城八区城镇居民,包括城八区农业户口。调查内容都有综合分析、环境、交通这三部分,但是不同年份侧重点不太一样,最开始涉及到住房和金融,2000年对互联网做了分析,2005年增加了医疗与健康方面的问题。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分层抽样 + 系统抽样)。调查方式是入户访问。三次调查中接受调查的户数分别是1996633户、2000805户、2005545户。可对北京城八区600万城镇居民进行推断,在95%的置信度下平均抽样误差小于4%

综合三次调查来看,北京市民对于住房、治安、教育等问题的关注程度基本上持平,而对交通、环境、医疗的关注程度明显上升,特别是对医疗的关注在2005年调查明显比以前高出一大块。在环境这方面,对于湖河水质、空气质量、垃圾清运、城市绿化和环境噪音的不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但是对自来水质的不满意程度明显上升。70%的北京居民认为过去五年中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通过分析不满意一般满意的具体比重可以发现,真正认为满意还是比较少,只是原来不满意这一部分转移到一般了。北京96%的天数中首要污染物为悬浮颗粒物,空气污染防治是北京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是世界上悬浮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以19932001年,以两次申奥为契机,北京空气污染物排放降低,颗粒物污染得到改善。

对于环境变化的价值评估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损失评估。以沙尘为例,可以计算医疗保健费用、清扫费用、财产贬值损失、能见度降低的不利影响等。但是这种方法并不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它有两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认为它通常只表明了损害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方式往往会低估危害的严重性,而且这种方式非常被动,没有考虑自身调整的能力,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所以国际上过去20年间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这两种方法。显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假定存在交易市场,可直接参照市场价格;即使不存在交易市场,但可通过市场商品关联因素推算,如Hedonic Price(享乐定价法)借助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估计,Travel Cost(旅行费用法)借助旅游成本进行估计。这两种方法在目前中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没有发展良好的房地产市场,同时旅游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方便。第三种方法就是陈述偏好法,国内翻译成CV法或者是或然评价或者是状态评价法。这种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直接,直接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询问民众的支付意愿。

上文三次调查中都有这样的陈述偏好法问题:如果可以将北京空气中颗粒物污染含量降低一半,您的家庭每年最多愿意支付____元?。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愿付值1996年是157元,2000年是158元,2005年是223元,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分类别来看,收入较高者的平均愿付值较高;认为空气质量在下降的人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平均愿付值较高;健康状况差的人对改善环境质量的平均愿付值较高。陈述偏好法容易受到批评的特点就是不太稳定。但是从平均愿付值的比例分布来看,三次调查中都集中在50元和100元,其它数值的分布也比较稳定。

陈述偏好法的缺点是不确定性、不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可能产生的偏差是出于对策或抵触心理而不能如实陈述偏好,或者对自身偏好不确定,以及对部分和整体的支付意愿缺乏考虑等。陈述偏好法的优点是适用面广,操作灵活,能综合反映环境破坏的损害,特别是被动使用价值 (passive use value),包括存在(existence)价值、遗产 (bequest) 价值,期权 (option value) 价值等、非使用 (nonuse) 价值等。

关于环境预测的部分,需要强调几点:燃煤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继续下降,汽车尾气污染上升,沙尘污染不确定,因为决定沙尘污染的不确定因素多,包括沙尘暴和沙尘天气变化趋势、沙尘源、防护林的效果、各部门的治理与协调等。

(刘鎏、赵洪春、唐杰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4次报告会(2006211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205

2006年第10期(总第572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6211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内容,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许宪春司长、卢锋教授的发言内容。

许宪春:经济普查年度中国GDP核算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许宪春司长介绍了经济普查年度以及普查年度以前年度GDP核算的变化情况。主要有十二点,第一,数据资料来源的变化;第二,GDP计算方法的变化;第三,GDP核算范围的变化;第四,某些具体问题处理方法的变化;第五,统计口径分类的变化;第六,GDP数据的变化情况;第七,调整后的GDP数据使用情况;第八,GDP数据的变化对有关问题的影响;第九,关于《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第十,关于GDP历史数据的修订;第十一,非经济普查时期统计调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第十二,非经济普查时期GDP核算方案的制定。

第一,GDP数据资料来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企业财务统计资料的变化。在常规年度(即非经济普查年度)企业的财务统计资料主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以内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批发、零售、餐饮企业的资料。没有纳入常规年度统计的企业,主要是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零售、餐饮业企业和其他类型的服务业企业,平时对于它们的资料掌握的较少,此次经济普查针对这些企业设置了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调查表,以获得其财务统计资料。第二方面是个体经营户资料的变化,包括个人从事的批发、零售、餐饮、建筑等行业。在常规年度,个体经营户主要由工商管理部门统计,而工商管理部门并不是对所有的个体经营户都进行了登记,这次经济普查对登记和未登记的个体经营户都进行了调查。第三方面,企业主业之外的附属产业活动资料。很多的商业企业、建筑企业,很可能从事一部分其他工业活动,平时的调查没有包括这部分工业活动,而经济普查把这部分附属产业包括了进来。

第二,GDP计算方法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资料来源的变化引起的,经济普查针对常规统计中缺乏统计资料的企业、个体户和附属产业活动单位,设计了相应的增加值计算方法,改变了推算增加值的办法;第二,在普查年度同时采用了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GDP计算方法,同时提供三种方法的结果。

第三,GDP核算范围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利用经济普查资料拓宽了核算的范围,例如,企业主业活动以外的附属产业单位、以前由于未经过工商管理登记而遗漏的单位,现在也包括在核算范围里;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住户调查资料拓宽核算范围,这里主要是指居民出租住房的服务、保姆服务、家政服务、家教服务等。

第四,某些具体问题处理方法的变化。在常规年度的统计中,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国际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金融媒介服务费用的处理方法。在常规年度,把各产业部门利息支出净额作为中间投入处理,把居民储蓄利息作为金融业增加值处理;而在经济普查年度,把金融媒介服务产出分摊到各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部门,作为相应产业部门中间投入和最终使用部门的最终使用处理,居民储蓄利息不再作为金融业增加值处理。计算机软件,在常规年度,没有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支出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还是作为中间投入来处理,而在经济普查年度,计算机软件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处理方法的变化,常规年度居民自有住房价值按历史成本价格估价,经济普查年度按当期建筑成本价格估价;常规年度农村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率为2%,城镇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率为4%,经济普查年度分别调整为3% 2%

以上四个因素的变化都对GDP的数据产生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资料来源的变化,占到90%以上。

第五,产业部门和支出项目类别的变化。产业部门在常规年度分为26个,而经济普查年度为94个。居民支出项目也进行了细化,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在常规年度分类较粗,粗略的分成食品、医疗等大类,经济普查年度利用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资料对此细化;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在常规年度没有进一步划分,而普查年度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料对此细化。

第六,GDP数据的变化。这次经济普查之后,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总量从136876亿元调整到159878亿元,增加23002亿元,提高了16.8%。其中第三产业增加21298亿元,提高了48.7%,从而第三产业比重也发生了变化:从31.9%上升到40.7%,提高了8.8个百分点。实际上,1991年的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的时候,对第三产业产值也做过调整。1991GDP总量从20188亿元调整到21618亿元,增加1430亿元,提高了7.1%,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1430亿元,提高了24.7%1992GDP总量从24363亿元调整到26638亿元,增加2275亿元,提高了9.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2275亿元,提高了33.1%1991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8.7%上升到33.4%,提高了4.7个百分点;1992年第三产业比重从28.2%上升到34.3%,提高了6.1个百分点。

第七,GDP数据的使用。根据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十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评价要以普查数据为主,2005年及以后年度和季度GDP核算办法也已经出台,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以便以往的年度数据和经济普查的数据衔接,“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也以普查的数据为主要依据。

第八,GDP数据的变化对有关问题判断的影响。一些重要的比例关系如财政收入、教育支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M2GDP的比重,万元GDP能耗、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万元GDP用水量等指标都随GDP数据变动而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总结一下:第一,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我们消耗的重要资源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第二,关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印度、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都比我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还要高10多个百分点,所以我国服务业比重仍然很低;第三,关于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比例关系的判断,消费率有所上升但不如预期的明显,原因在于居民服务消费上升的同时,存货增加也在上升。此外,GDP数据调整可能对中国承担国际义务产生影响。

第九,简要介绍一下《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制定这个方案的目的是,第一,提高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从而提高GDP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第二,保证地区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GDP数据的可比性;第三,提高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的透明度,数据的透明便于GDP数据的用户理解、监督和正确地使用GDP数据。这个方案确定了经济普查年度GDP的核算范围、GDP核算的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项目分类,规范了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尽可能保证透明度。

第十,历史数据的修订。普查年度的数据变了,为了保证历史数据的可比性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修订,这也是国际惯例。生产核算修订到1993年,使用核算初步打算修订到1978年。采取趋势离差法修订历史数据后,从2000年到2004年,GDP总量的变化,除了2000年是9000亿以外,其他年份都是在1万亿以上,增长速度的变化在0.50.8个百分点之间,第三产业的比例,2004年变化8.8个百分点,2005年变化9.3个百分点。

第十一,为避免普查之后数据大起大落,要改革和完善非经济普查时期统计调查制度。例如,建立部分服务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抽样调查制度、建立健全有关管理部门的服务业常规性统计调查制度、建立资质等级以下建筑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抽样调查制度、建立规模以下固定资产投资和计算机软件支出抽样抽样调查制度、建立健全价格指数统计制度。

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保证以后的数据和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接,要制定非经济普查时期GDP核算方案,规范它的核算范围、资料来源、分类等,使得常规年度的数据和普查年度数据可比,使得国家数据和地区数据之间有可比性,同时提高透明性。

卢锋: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估测——经济普查结果解读


卢锋教授首先简略讨论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追赶的联系。如果把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看成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朝发达国家逼近的一个收敛过程,那么劳动生产率相对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实际上既是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劳动生产率在持续追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部门的追赶速度不同。通常情况下,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追赶比较快,而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追赶比较慢。在过去二十年中,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大概是3%,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但是当代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出现了大量生产型的、B2B的、中间型的服务活动,因而可能有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经济属性。

经济普查数据有两个指标跟劳动生产率有关系: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经济普查对这两个数据都做了重要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二产业GDP的调整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第三产业GDP的调整非常大。经济普查后2004年第三产业名义GDP为65018亿元,比原来统计年鉴上的43721亿元增加21297亿元,上调幅度48.71%;调整后年均增长率17.76%,比原来13.93%提高3.8个百分点。不过,第三产业名义GDP的调整中有很大一块来自通缩指数的调整。根据统计年鉴上和经济普查所公布的名义GDP和实际增长率,可以算出每个部门的通缩指数。与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得出的结果相比,经济普查后第三产业2004年相对1992年隐含通缩指数(implicit deflator)从178升为226(年均值从4.92%升到7.03%),上调幅度为26.97%。相比之下,经济普查后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调高了17.2%。这17.2%和通缩指数变化27%相乘大致等于名义增加值变化。最后看一看经济普查后就业人数的变化。根据经济普查前的统计年鉴数据,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合计将近等于四亿,而经济普查公报中的对应数字是三亿出头,调减了9000多万人口。就业人数调减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该部门调减了7592万。假定就业人数历史趋势的相对变化是相同的,通过计算统计年鉴上各年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再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公报中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可以计算出以前年度的、和经济普查就业人数口径一致的数据。

经济普查后GDP调整了、就业人数调整了,那么就可以对两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做出三种估计。第一种估计不考虑普查因素,仍然使用原来的统计年鉴数据;第二种估计使用经济普查得出的增加值和统计年鉴的就业人数;在最后一种估计中,增加值和就业人数都用普查数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估计分别为10667元、12504和18661元(1992年价)。

怎么解读三种估计结果,怎么选择估计数呢?我的初步想法是,增加值的调整应是可信的改进,然而就业数调整存在一些疑问。第一,如果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普查数据是对的,那么跟历史时期比较就发现它甚至比1994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还要略微低一点。第二,如果接受普查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并且大体接受现在对城镇地区失业率的估计,那么农村劳动力在过去十年中反而增加了7000多万。最后,如果普查数据正确,农村劳动力也是对的,那么城镇失业率可能需要大幅上调到20-40%左右。

解答上述疑问还需要等待系统公布经济普查结果,详细考察不同就业指标定义内涵关系,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也可以考虑普查结果低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可能性。以下几点因素可能导致低估。第一、媒体报道和统计局有关官员提到,普查数据是单位上报数据,而统计年鉴常规报告的就业数据来源是住户调查。服务业有很多临时的摆摊设点、家政保姆等,可能被住户调查调查到,但因为没有单位而反映不到单位就业人数中。其次,上报单位可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上对自己雇佣人数掌握不够。最后一个可能是即使知道准确的就业人数,但因为雇佣关系不规范、劳保待遇不到位等因素也可能倾向于压低上报的就业数据。由于这类误差并不具有随机性,因而可能对就业数产生低估影响。

最后讲一下中外劳动生产率增长态势的比较。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改革初期大概增长了6倍和3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段,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是不一样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比较平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在80年代反而是下降的,但是在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显著提高,所以劳动生产率追赶有一个加速的趋势。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成倍增长,但是中国2003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大约分别相当于美国的8.8%和6.5%,估计现在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十倍上下差距。劳动生产率巨大落差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一项最重要的客观可能性条件。

(江宇、刘鎏、赵洪岩整理)

 

4次报告会(2006211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206

2006年第11期(总第573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于200621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内容,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的发言内容。

宋国青:谁来控制内需?

首先是关于预测的情况。现在对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因为预测结果和去年数据差不多,有点像“傻瓜预测”。而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预测2005年指标时,则与现在预测2006年有很大不同。当时绝大部分有关2005年通货膨胀率预测结果具有“说三道四”特点,即预测CPI增长3-4%。但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的几个学生对CPI提出的个人独立预测结果,都是增长一点几个百分点,与我预测的1.8%很接近,最终与实际经济表现很接近。这不只是说明预测有好有坏,而是说去年经济波动比较大,导致预测差别很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波动比过去小了,渐渐趋于稳定。2006年本身一些因素,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可能相当平稳,没有太大的波动和意外。

与国内的情况比较起来,国外的情况很值得关注。观察一下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属价格指数和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两个价格都在暴涨。根据CRB金属价格指数,2005年前十个月平平淡淡,56月份还稍微跌了一点,11月份开始上涨。11月中旬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国储局抛售了几万吨储备铜,当时的本意是为了平抑铜价,但此后铜价仍然在涨。当时铜价是4000美元左右,前几天一直在5000美元左右,总的来说铜价涨得很厉害。工业原材料价格和金属价格的变化趋势类似。价格的变化可能有基金操纵市场的原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经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基金操纵和国际经济基本面两个方面的变化,到底哪个是主要的,分别能解释多少波动,这是需要研究的。

下面具体看一下五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业生产情况,其中中国数据只包括规模以上工业,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则包括了全部工业。粗略来看,全球工业生产在2005年保持了比较强的增长势头,而中国的涨幅又比其他四国高得多。美国总体增长平稳,年中由于刮台风出现一段下降,后来10月、11月很快恢复。德国增长比美国快一些,尽管前两个月和12月份稍有降低,但是无关大局。日本到2005年年初为止,已经持续了整整五年的零增长,而20059月到12月开始猛涨,最后2个月的增长率跟中国相当,如果折合成年增长率是16%。韩国增长得也很迅速,美国、德国、日本三家以及所有其他OECD的发达国家,在过去6年当中,工业共增长8%-10%,韩国一个月之内就增长了百分之四点几,11月份上涨得更是迅速,尽管小国经济波动会大一点,但是韩国经济猛涨也是实际情况。解释韩国和日本2005年的迅速增长,能想到的因素就是汇率,汇率一发生变化,工业生产就发生变化,所以汇率变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汇率变化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调整。美元对其它货币加权平均汇率,在2005年以前的三年一直在贬值,2005年初开始升值,年底又贬值了一点,总的来说,2005年美元是升值的。再看日元,2002年、2003年开始升值,2004年年底又开始贬值,跌了大约15%。对比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和日元出口额,尽管按美元计算的日本出口没有多少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但是,以日元计算的日本出口额在2004年底、2005年初大幅度上升,因为日元对美元贬值了百分之十几。

这是汇率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再来看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2005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全年增长很高,贸易顺差很大,但是增长主要发生在2004年年底和2005年年初,2005年内一路下跌,现在下降的很厉害。参照一下人民币汇率,2002年到2004年,人民币连续三年贬值,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反过来,2005年人民币升值了,出口额开始下降。对比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额对趋势的偏差两个变量,可以发现,二者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汇率一升,出口迅速减弱,汇率一贬,出口迅速增强。

几年以前,甚至一年多以前有“人民币升值是一场灾难”的说法,虽然从远期来讲还不足以完全证伪这种观点,但至少从简单的指标来看,目前经济情况是很平稳的。日元贬值带来日本经济大大增强,欧元升值使得欧元区经济总体来说稍微强了一些,而人民币升值和美元升值没有对经济造成危害。这样看来,货币贬值能推动真实经济,货币升值不影响真实经济,那么最好办法就是汇率天天变动,互相交替升值。这个推理是否正确呢?汇率调整对真实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

对于一个总需求已经正常,生产能力正常发挥的经济,货币升值对经济稍微有一点影响,主要是结构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这是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但是对于一个总需求严重不足、疲软的经济,如果有一点刺激,经济一下就强起来,中国2002年情况就是这样,出口受到刺激,经济就得到恢复了。所以,通过汇率贬值刺激总需求,在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是有用的,如果需求本来是正常的,再通过总需求刺激扩大内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现在的日本可能相当于中国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的情况,经济是在上升,但离过热还比较远;韩国基本算得上过热了,1月份的增长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点几,虽然上个星期通过加息来调节,不过加的很少。

简单说一下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如果扩张内需有严重障碍,那么扩大一点外需就能把总需求拉起来;如果内需能够收放自如,一旦外需膨胀,就控制总需求,所以内需和外需可以起到互相弥补的作用。这是中国去年到今年的情况,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变弱,同时货币供给主动增加,从而增加了内需,总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相当平稳,外需下降的同时内需弥补上去了(主要是投资内需)。美国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汇率对整个需求没有太大的影响。而日本在内需疲软和生产水平偏低的情况下,贬值引起出口和总需求扩张以及生产水平提高,同时也改善内需,可能会摆脱长期低迷局面。小结一下,汇率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总需求和实际生产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影响。

下面简单说几个结论。第一,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趋势还要维持一段时间。韩国增长得很快,但通货膨胀已经很高,这时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都要对经济加以控制,要继续加息。日本还没有达到正常增长率,也许接近了,但至少离过热还很远,还可以继续增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不加息也是可以的。日本的经济规模比较大,因而对世界经济影响较大。考虑日本、韩国强劲增长的势头,全球经济增长就不只是短期现象,也许会持续半年或一年等较长一段时期。

其次,2006年中国经济平平淡淡,2006年出口增速下降,外需会稍微弱一点;内需(主要是投资)会上去一点,按照央行现在的水平,只要看到通货膨胀率早早去控制,并注意国际上的变化,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2006年的顺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将与上年持平。

第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去年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扩大内需,中国和日本内需扩大了,结果是金属材料价格猛涨,对于原料进口国来说,这是很难承受的,因此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况变得非常快。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4年增长好几倍,从300多亿增加到1000多亿,从现在的情况来预测,2006年顺差可能就是零增长,2007年也许会下降,争论已久的贸易顺差猛增的势头基本已经过去了。新的情况是,短期内原材料价格猛涨,石油价格总体来说也挺高,这对于原料进口国来说是很大的负债,会导致进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与出口国之间的不平衡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际上慢慢调节内需,适当抑制内需。这就回到“谁来控制内需”的主题上来,讲的不是谁来控制中国内需,而是谁来控制国际内需。实际上,国际内需就是国际总需求,此国的外需就是彼国的内需。从原材料来说,国际总需求太强了,需要考虑让哪个国家控制。现在全球利率很低,尤其是考虑到通货膨胀之后更低,虽然美国加息了,但是伴随美元高利率的是美元贬值,所以美国实际利率也很低。全球利率很低的情况下,需求扩张是很自然的,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控制总需求,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只能加息,中国还可以行政调控。

最后谈一下人民币汇率。根据利率平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利率应该比美元利率低。央行官员最近的讲话,也许暗示大家人民币今年将升值2%到3%。汇率升值之后,只要能通过利率扯平,套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这里面隐含一个问题,如果把汇率随便定在一个非常歪曲的方向上,通过利率来保汇率,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考虑,整个宏观经济有很多方面的平衡,除了汇率、利率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是真实的投资报酬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要平衡,不平衡就会出问题。如果通过利率保汇率,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来临之后下一步又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是行政调控,是提高利息,还是控制土地?这说明汇率不调整终究是个问题,利率本来是用来调控通货膨胀的,而不是用来保汇率的,所以把汇率放在一边,用利率同时保汇率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调控手段和目标的数目至少要一样多。不过今年上半年调整汇率问题还不是很重要,下半年可能会比较明显。短期内还有一个控制银行贷款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利率水平,实际上的贷款需求非常高,如果不是对贷款进行控制而是放开贷款,那么银行贷款会很多。控制银行贷款不是长远之策,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

总结一下,今年中国经济平平淡淡,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国际上可能会有加息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是否加息,将是短期内影响进出口的比较重要的因素。

(江宇、 赵洪岩整理)


5次报告会(2006430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609

2006年第22期(总第584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春季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6430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并介绍“朗润预测”主要指标。上半场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教授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和“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发展阶段变化与城乡关系调整”为题做了演讲。下半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主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先后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和调控”、“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做了报告。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以及媒体记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详细内容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蔡昉教授发言内容。

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温总理在今年政府报告中谈到,2006年面临五个新问题:第一、粮价走低,粮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小,农民增收的压力非常大,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偏高,在投资上还有过热的可能性。第三、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相关产品价格下降,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多,潜在金融风险增加。第四、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突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五、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采矿方面的安全事故非常多。

我个人理解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是相通的。2003--2005年能够走出1998--2002期间的通货紧缩,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能源和建材价格上涨。除了这两方面,其实其它商品的价格是在不断下降。到了2006年,其它商品的价格还在继续下降,但是粮食价格开始走低,建材价格也因为生产能力已经形成而不上涨甚至下调。2006年的宏观局面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压力可能比20032005年的情形更严重。

产能过剩是通货紧缩的根源,产能过剩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途径有两个,一是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的反弹,二是启动存量需求。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存量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但因为体制性、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原因而使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没有办法实现。农村消费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1998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比1991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但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却低了很多,而彩电等产品从1991年到1998年价格下降很多。在收入水平相当、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农村需求仍然比城市低很多,从而证明收入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是现代化的消费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设施,要有电、自来水、上水、下水、电视信号、道路等等。基础设施缺乏是限制农村消费主要因素。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可以启动农村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还可以实现农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农村里每家都能看到彩电的话,他们的思想观念可以现代化。如果村村通路,那么农村就可以和市场连接起来,农民就可以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若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或者这些相关设施不能改善,那么城乡之间就不仅是收入差距大,生活差距也很大。这样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全面的小康社会。

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众所周知,增加农民收入从长期来讲可持续的惟一方式就是不断把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城市里面的第二、三产业。我国从1998年开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出现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放缓。一直到2003年走出通货紧缩以后,第一产业人数才开始出现下降。

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需要仔细的研究,我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以下几点看法。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我认为到2020年比较合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建设。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在何处。除了城市近郊不再务农的地方和不宜有人类经济活动、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地区外,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建设在现有的自然村为宜。自然村靠近农场,方便农民干活。农民当然有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但那是一个星期一次、半个月一次,只要进城比较方便即可。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住房是农民的私有品,不能为了建设新农村而要求农民建新房。因此,要绝对避免拆现有房子、毁村,集中建新村。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跟过去一些政策那样让农民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钱去达标,而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好处。

再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资金来源。据估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总共需要四万亿人民币,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2700亿元。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主要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投入资金。关于政府投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转向农村。我认为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会有所帮助,但政府投入总的来说仍很有限。2005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是293亿人民币。今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将增加442亿,即使全部用到基础设施投入上,距离2700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公共基础设施并不需要完全由政府投入,有些有回报的项目可以动员社会资金、银行贷款等,具有私人品性质的项目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农民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小而分散,鼓励农民投资、投劳有利于项目的监督、施工和质量的保证和“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原来韩国的农民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一盘散沙,但在推行新乡村建设当中,通过鼓励农民投入以村为基础的公共设施,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氛围。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关系。我认为,即使把农民转移出来,留在农村的人还是会非常多。根据乐观的估计,2020年城市人口最多占比60%,那么农村里面还有40%的人口即将近六亿人。如果不改善基础设施,这六亿人的生活水平仍“跟非洲一样”,那到2020年实现的就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即使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像韩国和台湾现在的收入水平,那时候农村人口至少还占30%,这些人同样要有现代化的设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跟城市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蔡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就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转折。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体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这里的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是真实的调查失业率。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5.8%。仅仅失业率还不能确切表达劳动力市场状况,应该结合劳动参与率来考察。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9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开始回升。

第二个体现是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当时我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周期性的现象。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民工荒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再转移到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而且不是技工荒,缺的全是普通工人。

工资上涨和劳资关系(以及政府立场)向有利于劳动方的变化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以前我们都在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是没有用。政府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企业家不听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企业家真雇不到人了,只好涨工资。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和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快出很多。我预计在今后几年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新农村建设要把握几个重点。第一,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世界银行2004年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如果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GDP分别可以提高0.73.36.4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实行过很多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减轻农民负担等,但是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消除地区差距的,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再分配政策中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是靠人口的自由流动消除的。

第二,要提高农业生产率。研究农业经济的人经常说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反哺,因为农业天生是一个弱势产业,或者说农业带有一点公共品的色彩。但是摩根斯坦利和一些学者都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使得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以及投入优先领域,应该在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村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民工的60%—70%都是初中生,他们对现在的岗位是非常适应的,但是接下去对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加。此外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养老问题非常紧迫。由于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而且城市养一个孩子成本比较高,因此大家很自然就会觉得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严重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动因素,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要严重。

第四,合并自然村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这一点和林毅夫教授观点不太一致。支持合并自然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首先,农村家庭户的增长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虽然人口在增长,但是家庭规模在缩小),自然就出现了宅基地不够的现象,占用承包田建房现象很普遍。如果合并自然村就可以省出不少地。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需要从规模经济中挖潜。如果自然村相对集中,比如有2/3的自然村可以撤掉,这样修公路原来需要10公里,现在只需要5公里,这样可以省出很多钱。再次,农村人口凋零以后,社会治安问题也比较严重,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年轻人在城市落户,农村社会化养老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这些都需要自然村的相对聚集。对于一些关于合并自然村的担心,基层干部并不认同。比如合并自然村后离农地的距离远了,基层干部说现在都是机械化,近一点和远一点就是加一下油门的差距。关于合并自然村会否违背农民意愿,实际上通过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约束就可以避免。比如有的地方成立一个五老理事会,就是由农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权威、老教师等比较受尊重、有一定群众代表性但又不当干部的人成立一个理事会,所有合并自然村的决定都由他们来做出,有不同意见的话村干部也找他们商量,农民也找他们反映。

(董兵兵、李中海、唐杰整理)


5次报告会(2006430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610

2006年第23期(总第585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春季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6430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余永定教授、宋国青教授的发言内容。

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对于中国经济的决策者来讲,他们非常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教科书上说经济增长速度高、通货膨胀就可能高。在过去十几年中,教科书上的说法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惟一不太肯定的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之后,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通货膨胀就可以上去?以前大概是四到五个季度之后。但是现在这种滞后关系不是很清楚了。这样就给决策者出了一个难题,经济运行到底处在什么状况。

对于2006年的经济前景,我比较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在什么水平上。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太担心,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每年的新增劳动力非常多。如果中国不能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左右,其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二个关心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率。一个国家只有创造了一个很稳定的物价环境,也就是大家对物价上涨的预期是非常稳定的,企业家才能谈得上进行投资,居民才不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经济才可能顺利增长。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一直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通货膨胀也没有失去控制,这种形势是前所未有的、非常好的。另外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最近M2增长速度是18.8%,已经相当明显地超过了预定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一方面可以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必须小心,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

分析经济增长前景有两个基本分析方法,一个是从长期入手,一个是从短期入手。长期增长趋势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其中最简单的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只考虑资本供给约束的影响,让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与此相对照,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受劳动力约束,在分析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主要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除了这两种模型就是标准的、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模型。它可分析各个要素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这是在研究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时候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短期经济增长潜力,主要考虑需求方。假设有充分的生产能力,那么经济增长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把总需求分成各个构成部分,然后考虑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即GDP增长速度=消费增长贡献+投资增长贡献+政府增长贡献+净出口贡献。用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分析经济增长到底前景如何,会出什么问题。

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两个因素在2005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根据传统的经验,应该大致有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下降,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也往往下降,进而引发GDP增长速度下降。2005年中国利润率的增长幅度下降比较明显,亏损企业亏损面很广,亏损量也比较大。从这样一些数字来应该有理由认为投资增长的势头会下来,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这说明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推导可能有问题。我们要用自己的思想适应中国的实际,而不是让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来印证自己的逻辑。另一方面,2005年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这应该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于净出口的变动趋势,如果今年的贸易顺差也是1200亿美元,那么净出口增长速度为零,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就为零。仅仅这一块,就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个明显下降。一般来讲,当某一年净出口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下一年的净出口增长速度就会有明显的下降。按道理来说在2006年净出口增长速度将会下降,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增长还是相当强劲,这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

总而言之,这种形势是出人意料的。怎么解释呢?2006年第一季度这些指标反映的是暂时性变化,还是趋势性变化?我倾向于认为2006年的基本形势和我们在2005年年底所做的判断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为什么在利润率增长速度下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还那么强劲?我认为要考虑其它因素,特别是非经济因素。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传统上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大干快上的时期。同时,明年省级政府要换届了,这个时候各个省的省长都有一种多投资的冲动。另外银行去年出于上市考虑而采取比较谨慎的做法,原来计划要放的贷款没有放。一到2006年就把积压的贷款放出来,造成了贷款和货币增长速度过高。是不是就是由于这些因素呢?现在虽然不能得出非常肯定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些因素肯定在起作用。

现在应该考虑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问题。我主张货币政策要紧缩,与此同时,财政要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就可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不能用货币增长政策来推动,而要用财政政策来推动。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太多,包括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汇率稳定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往往是顾此失彼。

宋国青: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和调控

宋国青教授的报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投资高增长的基础是内需替代外需;当前经济的景气情况;M2和汇率构成的领先指标情况;贷款和货币供给及其调控;存款利率的问题。

首先,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一季度的情况稍微有些出乎意料。从同比增长率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稍高,通货膨胀率稍低,投资增长率稍高。对此看法是,实际增长率10.2%,即使高也只是高了零点几个百分点,并不明显偏高。估计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9.3%左右,这样一个速度是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短期来讲,2003年、2004年投资增长的快一些,短线改善得很厉害,例如电力,使得总的生产能力快速扩大,估计短期潜在增长率稍弱于10%。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加权得到的价格指数为1.8%,通货膨胀率不高,经济增长率只高了0.20.3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现在的总需求情况很好,从同比增长率角度看不出来哪里不正常,至于生产高一点、价格低一点的问题,只要保持总需求稳定,是会自动调整的。投资的情况,从GDP增量的平衡表来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2005年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2004年一季度多了250多亿美元,约2100亿人民币,今年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多了60多亿美元,约400多亿人民币,增量减少了1600亿人民币。消费很稳定,分别是1800多亿和1900多亿。1600亿人民币占去年固定资产投资(11000亿人民币)的比例为15%,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年总需求的同比增长率与去年一样,因为今年顺差增量的变化,投资增长率应该上升15个百分点,事实上投资增长率增加了五个百分点,总需求比去年低了三四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第二,当前总需求的情况。举例来说同比与环比的差别,一辆汽车在过去一个小时行驶50公里,这个平均速度对现在是什么状态的预测价值非常小,而前一分钟速度预测价值会比较大,如果我们假设存在惯性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同比不能说明近期变化,需要看环比变动情况。具体来看工业的情况,季节调整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三个月增长年率在今年三月份猛涨,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季调后的价格指数,差不多是零膨胀。经济增长快通胀为零,这是件很好的事情。GDP没有月度数据,特别是没有对历史季度GDP数据的调整结果使新老季度GDP的名义额不可比,因此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加权价格指数的乘积作为近似总需求指数,因为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近似指数的增长率平均也高于总需求增长率,但两者的短期波动方向高度一致。从这个指标来看,当前的经济情况还是很好的。用过热等词来形容似乎还很遥远,从数字上来看,20024月份到现在共48个月,近似总需求三个月增长年率的平均值是19.7%。如果近似总需求年增长率低于15%肯定是通货紧缩,低于10%是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达到25%稍微过热一点,达到30%就可以用“过热”这个词。20063月份是23%,直接从数字上看,稍微强一些。但不能用太厉害的词来说明现在的情况。对于需求冲击,产量的反应在先,价格的反应在后,这一点与国际经验是一致的。按照目前的情况,过一段时间价格会上涨。但并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时间差,还有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在里面。

第三,领先指数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预测总需求的角度看,M2和汇率是两个重要的指标,简单的用二者以0.80.2的权重来构造一个领先指数。把领先指数和工业增长率放在一起来看,领先指标的预测性很好。2003年以来,M2增长率走出一个“V”字形,而工业走出一个“W”字形,中间的波动是由汇率变化引起的。从汇率来看,在2004年底2005年初贬值得很厉害,促使出口和顺差增加,但是2005年年内上升,是对顺差的一个不利因素。总的来说,货币和汇率非常重要,不过这个比例关系不是很稳定。看领先指标的增长情况,3月份的M2数据可能有点问题,不管怎样,总的来说,领先指标是往上走的,不过不是很强,所以按照这个指标,微微进行调控是很好的做法。

第四,调控货币供给和汇率。这里把汇率不均衡作为一个前提,当然如果能够取消汇率不均衡最好了。预期2006年贸易顺差增加1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由此形成的M2继续增加。估计中国的均衡利率,上调一两个点没问题,是不是足够还不知道,但至少没有偏过的问题。简单做一个国际比较,现在中国跟美国总的通货膨胀率相差一个百分点,但是利率低了好几个百分点。问题是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与美国相比谁高谁低,如果中国投资回报率低于美国,那么中国均衡利率低于美国是对的。如果中国投资回报率高于美国,那为什么中国的利率还要低一点呢,利率平价上会出现麻烦。如果未来几年仍然保持低利率会有问题,因为中国的整体利率水平偏低,跟实际上的经济投资报酬率之间有一个严重的不平衡,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借钱投资。去年的利率水平本来是无法稳住的,不过由于银行改制、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等偶然因素,使得银行没有猛放贷款,但是现在这个约束慢慢放松了,放松之后贷款肯定会增加。利率本来是不均衡的,只要别的因素不起作用它就无法维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M2的增长势头,并不是说增长多少,主要是汇率和利率都偏低,宏观经济基本的平衡器官出现问题了,只有靠外力平衡,而外力平衡又总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于调控货币的手段,增发央票主要效果相当于提高准备金率,把商业银行能贷款的钱拿走,不让贷款。提高准备金率,被大家认为是一剂猛药,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作为一个连续变量,总有一个点不那么猛烈,却也不温和,主要问题是提高准备金率人为增大了存贷款利差。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有成本,然后贷款获得收益,还要将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因此贷款的收益要有一部分用来补充作为准备金的那部分成本,这样提高准备金就扩大了存贷款利差,并不是说这样做不行,主要是效率的问题,中国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拼命扩大存贷款利率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

最后说一下存款利率,把自有资金机会成本人为压低会出现很大的歪曲。1997年以前中国积攒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存粮,主要原因就是真实利率太低,现在不存粮改为存房。这个情况就是利率歪曲的一个效果,当然这只是各种坏效果里面的一个,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一个很大的效果。另一个问题是提高存款利率到底有多大坏处。说利率低有利于消费,从短期宏观平衡角度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主要的不利方面就是利率提高后,所谓的“热钱”会进来,不过到底有多少“热钱”流进来,中国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比如因为中国提高存款利率一个百分点,多进来300亿美元套汇,人民币低估10%,那么套汇带来的损失是30亿,外汇在利率上损失两三个点,使得总共的损失是20多亿美元,即一两百亿人民币,这跟利率歪曲造成的损失相比非常小。因此对这个问题可以做数量分析,如果以200亿的代价把利率拉平,使得国内各方面都平衡下来,收益要大得多。

(李中海、赵洪岩、唐杰整理)


5次报告会(2006430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611

2006年第24期(总第586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春季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6430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周其仁教授的发言内容。

周其仁: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

最近主要有三场大争论:一是银行贱卖;二是今年人代会以后大型企业海外上市被看作贱卖;三是郎咸平对国有资产转让和定价提出的批评。在这些争议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今天不讨论孰对孰错,而是退一步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争议,这些争议本身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这三场争论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国资的转让和定价。首先,能否转让,为什么转让。其次,除了国有单位向国有单位转让,能否向非国有单位转让?能否向境内外私人转让?最后,如果转让应当参照什么标准进行定价?应该参照账面值、谈判中形成的价格还是公开市场上的价格(包括IPO上市之前的定价以及上市后每时每刻价格,国内外不同市场上的价格)?更棘手的问题是,应当由谁做决定?决定的合理性和程序性如何体现?一旦出现分歧应如何解决?

国有资产是很特别的、市场经济中很少有的一种资产,中国正在进行将这一资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试验。国有资产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在法律上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在观念上全体人民对国资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国资是“你的、我的、大家的”这样的说法很激动人心,特别是对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人是否拥有国资?也没有清楚的界定。第二,国有资产是在消灭私有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和股份制不同,以消灭私产为基础的公产不是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很多人喜欢用委托代理模型解释国资,但问题是谁委托谁,何时委托的?第三、资产范围广、数量多。第四、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变更,从中央划到地方,再从地方收到中央,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第五、在行为上,公民个人究竟如何履行“主人”的权利和义务、议事准则和参与程序这些都从来没有清楚的界定。第六、事实上,国资从来由政府或政府任命的代理人控制和管理。我一向主张,需要把国资的法律状态和实际状态区分开来。

原来国有资产不需要转让,通过计划指令进行调拨。从计划转向市场以后,历史形成的国资就出现了麻烦,这不是国资好不好或者应不应该的问题。对此阿尔钦(Alchian)进行了原发性分析。他的例子是,一个小镇上有一个礼堂,由1000个人拥有。共有两种拥有方式,一种方法是每人一股,另一种方法是1000个人作为“成员”共同拥有这个礼堂。这两种体制下的礼堂会有什么不同?阿尔钦认为最大的不同是转让权不同。如果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一个人不看好礼堂,可以以一个价格转让对礼堂的所有权,看好礼堂的人可以买,资源再组织的成本低。在成员式的体制下,永远都在开会、讨论、辩论,因为成员权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放弃的,不能让给别人。如果大家对于一个资源的看法一致,成员式体制也没有问题。麻烦在于每个人对同一资源用途未来收益的看法都不同,而每个人的看法也会变化。国资一旦进行转让和定价,其交易费用就极高。

全世界的资产每时每刻都在流转,香港、纽约、伦敦市场都没有出现资产流失这些争议,唯独我国对资产转让争论不休。争论不仅是动嘴,它会带来实际经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重要事件,其背后共同的影子就是对国资的争议。

首先,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此有关。早年设置非流通股,实质上为了避开了国资定价问题。国资进入股票市场后,价格涨了好说,如果跌了没人敢负国资流失的责任。于是设定国资不流通,不交易就没有价格问题,也没有国资流失问题。中国当时是沿着这一思路完成了国有资产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当初绕不过去问题最后仍然绕不过去。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和国资流失问题也有关系。全世界的投资没有不出错的。问题是错了就应当了结,好比打仗有了伤兵要安置,不安置而一直背着,军队就难以作战。国有银行为什么不了结不良资产?因为不良资产往往比账面价值低很多,按实际价值了结会引发国资流失问题。于是一任行长接一任行长拖,谁都不愿意让账面价值在自己手中从一元变成三角。后来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周边国家都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于是有了国际参照系。中国派代表团去考察,包括财政部代表、纪委代表,发现国外原价一元的不良资产只能卖两毛。只要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能按照高于两毛的价格出售,也就可以交待了。此外,还学会了拍卖方式,出价最高的就是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一步步走来,很不容易。尽管想了很多办法,中国资产盘活能力还很低,从收购兼并占GDP比重就可以看出来。

再次,北京的官员、专家永远担心的产能过剩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选择行为的结果。问题是发现市场机会时不能重组过剩的产能。中国的产业界闲置了大量的土地、设备、厂房,却不能迅速成为新的生产能力,因为它们不能轻易以一个价格转让,这是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

只要关系到国资,争议就非常激烈。批评的人振振有辞,因为是在为全国人民说话;防守的人胆战心惊,因为国有资产贱卖特别是贱卖给外国人难以交待。于是陷入一个“罕见的困境”:国资转让有代价,不转让也有代价。转让的代价是,国资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体”,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主观估值,对同一资产未来净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断;从来没有清楚的权利划分和执行程序,没有收敛分歧意见的机制。所以国资转让过程中争议四起是必然现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现在的言论自由程度也是惊人的,造成关于国资转让的争议更加激烈。不转让的代价是,如果国资从来就不转让,是不是就一直完整无损地实现“权利为全国人民所拥有,收益为全国人民所分享”,是不是就会像一个正常公司那样创造收益?关于“转让的代价”与“不转让的代价”究竟孰轻孰重,人们也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争论不休必然是一个损失,为什么不去生产、不去学习、不去娱乐?虽然电影很难看,但也比吵要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吵?怎么能减少这一交易费用?对此目前有几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停止国有资产转让,如郎咸平、巩献田等。巩献田将众多法学专家关于《物权法》的工作叫停,主要理由就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废除了转让权的国资怎样运营?一个可能的模式是“免费开放的高速公路”,其中国资不作为经营型资产,而是对所有人开放。另一个可能的模式是由议会审查通过一个很低的收费标准,收取少量的营运成本,这就是美国国家公园模式。靠收费不可能盈利,也不可能增值保值。将来可能有一部分国资要走这一条路。然而停止国有资产转让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竞争领域的国企亏损也很高,并非不转让不交易不改制就很好。

第二个主张是规范转让权。一方面是“国资委新政”进行规范,即行政性规范,比如制定一些政府规章来约束交易的上限值和下限值。这样的好处是大家有章可循,问题是可能和市场要求不吻合,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力,比如为了将最高收入和平均工资的比例控制在规定允许的范围而提高平均工资。另一方面的规范是“民主的私有化”,即国有资产可以界定到私人手中,但是过程要开放、透明、民主参与。究竟是全民表决、人大主导还是互联网式的民主?这里的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需要其他学科来讨论。由人代会管国资的主张听起来顺理成章,然而人大是否有这种决策的能力?从人大每年对预算的管理来看,距离理想状态还很大,连预算超收超用、教育医疗预算不足等问题都不能解决,再把几万亿资产交给人大,人大代表能否管好是一个问题。来自互联网的一份关于 “你认为国企上市是否造成资产流失”的调查资料显示,75%人认为国有资产流失,14%的人认为市场价格合理,说不清的只有9%。从历史上看,争论非常激烈的最近几年,正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很快的时期。90年代听不到这样的争论,80年代根本没有。所以说民意、舆论也和市场一样“没准”。最后一个方面的规范是出台一部正式的国资转让法,然后授权有关部门执行。这种想法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资产转让多种多样。

第三个主张是近年我自己通过调查形成的,包含几个要点。首先,中国太大,不能由全国决定问题。十六大讲的产权分级所有是一个基础,青岛的事情由青岛去讨论,联想的事情由科学院讨论,各方同意就通过,不要由全国人民讨论,否则交易费用太高。其次,真正国家一级的中央资产,需要有一定的程序去解决。这是从实际已有的经验寻找解决难题的出路,但可能没有多少人接受。

总之,围绕资产转让和定价的争议四起,是进入转型的国资派生出来的经济现象,根源在于国企国资的性质。“争议四起”已经并将继续增加国资转让的制度成本。在经历了19972002大规模的国企改制、重组之后,国资转让的难度上升、速度下降,对国民经济未来发展将有重要影响。我们还需要探索可能的解决途径。

(刘鎏、唐杰整理)


6次报告会(2006729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967

2006年第43期(总第605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6年7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分别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治理措施和宏观理论思考”、“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汇率,贸易顺差及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与资产重估”、“中国投资率太低”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林毅夫教授和卢锋教授的发言内容。

林毅夫:200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

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状况,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探讨了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调控措施,最后林教授对适合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突显情况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些理论讨论。

今年上半年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出现了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形: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前6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1-6月累计达6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8亿美元,56月份就分别实现顺差130亿和145亿美元。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三个问题高度相关,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是这三个问题的核心问题。

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胀的压力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投资在没有建成前是需求,建成之后是供给。当前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通胀压力,而是,等投资建成后变成产能,会使现在已经凸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对外经济不平衡反映的是国内产能过剩。我国今年消费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在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下,国内的需求仍然相对不足,于是反映为对外的不平衡。第三,外贸顺差扩大导致国内外经济更加不平衡。今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贸盈余继续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并引发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对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第四,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就利率政策而言,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但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就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就汇率政策而言,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第五,房地产业表现异常。我国房地产业投资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供给增加很快,空置面积很多,而价格却依然持续上升,而且楼盘还以一般市民无力购买的大户型为主,使得现在城市一般居民对商品住宅的需求跟现在的供给之间存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的双重矛盾。

上述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既有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现存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过于集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业务则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银行先天就比较倾向于大项目,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投资就往往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例如,汽车、房地产、建材、能源等。其次,中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使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在其他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大银行。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官员考绩的重要性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地方政府无论从政绩的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的考虑,都有激励去鼓励投资。

第三,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两免三减”。

第四,房地产投机性需求。首先,我国有钱的人,在县城里赚了钱,就要到市里买房;在市里赚了钱,就要到省会买房;在省里赚了钱,就要到北京、上海买房。这些外来户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把购房作为投资,买来的房子空着没人住,属于投机性需求的成分。其次,我国是全世界对外国人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的购房投资成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情况下的一个漏洞。有些外资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他们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合法投资房地产。一方面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抬高房地产的价格。等待人民币升值以后,这些投机资本再从房地产套现,设法换成外汇,来双双获利。这种国内和国际投机需求购买的房地产以有利于投机的大户型为对象,房地产的价格不断被哄抬高,开发商也就不愿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购买而利润微薄的小户型住宅。

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同时采取一些短期配套措施,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第一,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为抑制当前过快的投资和信贷增长,央行可以采取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和要求。第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降低我国的银行集中度。第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是:管住土根,控制土地开发的总量;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来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投资;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GDP崇拜,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拟定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体系。第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政策,按WTO的原则实行国民待遇。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第五,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除了“国八条”、“国六条”和建设部等9部门的“十五条”提出的增加小户型住房的供给、提高按揭首付的比例、五年内转售必须缴纳营业税外,还可以考虑:征收物业税,房地产的业主按面积每年付税;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这一政策前两天刚刚出台。

最后,教授反思了主流宏观理论对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状况指导意义的局限性。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理论,当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投资和外贸的均衡。可是,如果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上述依靠价格来进行边际调整的主张,就不能产生使经济恢复均衡的预期效果。以我国为例,如前所述,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试图以提高利率和汇率来抑制投资和减少外贸顺差的意图都会使产能更为过剩而出现两难的选择。

凯恩斯主义强调,当国民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时要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使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情况,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前提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结构失衡,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投资增长过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可是,不管投资或消费需求都不疲软。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建议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均衡的恢复。我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投资过热,避免产能过剩的恶化,并启动内需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

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我国当前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完全适用于我国情况的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但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在没有合适的理论,正说明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行为特征来研究宏观政策问题,不仅能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作贡献,而且,也能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卢锋: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

作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的热点,人们对农业问题的担心是,农业开放的承诺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给中国农民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否会造成一千多万农民失业。

中国的问题需要持续的观察。在入世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照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重新审视并评估中国农业在开放环境下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考察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其他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更快,2003年净出口开始下降,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净进口的格局。2004年有约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2005年这个数字有所减少,2006年预计将维持2005年的情况。

考察农产品进出口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8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中国总是稳定地在出口这类农产品,每年净出口额为几十亿美元。第二种是重要的净出口产品,包括茶与咖啡,每年净出口额为1亿-10亿美元。第三种是有大幅波动但稳定净出口的产品,包括肉类、烟草。第四种是有净出口趋势的产品,包括谷物等。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出现净进口显著减少甚至净出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大量进口谷物,但在入世几年后几年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除以上8类农产品外,在15类主要农产品中,另有7类处于净进口局面。这7类又可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制造业(纺织)部门的原料,包括棉花、皮、毛、丝。第二种是动物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大豆等油料。中国目前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这一点也出乎研究者意料。第三种是需求超常增长的,即牛奶。过去五年,中国的牛奶需求出现了一个“大浪”式的增长,尽管国内牛奶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

通常人们认为出口是好事,但对进口可能存有疑虑。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的农业进口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净进口格局可能将成为一个趋势,并继续扩大。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可以根据三个标准加以观察评估。

首先,看进口与国内同类产出的关系。如果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的产量有所减少,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如果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产量也在同步增加,那就说明国内产品没有被进口品所替代,更不必过分担心。比如,棉花、大豆、羊毛等产品,过去五年进口增加很快,但国内产出也明显上升。牛奶更是如此。

第二,看进口与国内下游产品的关系。比如大豆,主要有两类消费需求:第一是榨成植物油,满足人们收入提升后对膳食改善需求;第二,大豆榨油的副产品的豆粕是优良饲料的重要原料。大豆进口增加,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植物油生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动物生产部门的增长对高质量饲料的需要。

第三,看进口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发展。过去五年,棉纺织业就业人数有明显的增加,结合各方面数据,实际数目应该在三百万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增加就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通过纺织业的加工、增值以及出口,棉花等原料的进口实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也实现了我国丰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过去五年的经验显示,农产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肉、蛋、鱼等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还满足了国民对牛奶等特殊产品在特定时期超常增长的需求,间接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局面,不仅符合经济学原理,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进一步思考当前农业贸易结构的深层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入世以后,农业没有如一些事前的担心那样“全盘皆输”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农业供给能力和需求增长的一些参数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估。其结论,简而言之有两点:第一,中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并不“弱质”;第二,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不是“刚性”的。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最直接有力的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照通常的简易算法,用农业GDP直接除以农业的就业人数即可得到。但问题在于,GDP是价值量而非实物量,不能直接反映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我们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对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和用工人数做了度量。结果显示,19812004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最低约5%,高的超过10%,平均约为6%-7%。对于这样一个在20多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的部门,评价其为“弱质”,可能不再准确和适当了。

从理论角度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民的人均物质资本量、人均耕地、人力资本含量以及技术和制度因素。在人均耕地面积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由于:体制调整因素,如新的产权制度的引入,市场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科技进步因素,如农机、电力、化肥、生物品种、塑料薄膜覆盖等技术和新投入广泛应用;及道路和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等等。

在需求方面,农业需求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二是收入。现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速已有所下降,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的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在人口结构方面,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0.9%上升到24%。总抚养比在今后五年会下降1.5个百分点,之后就将上升,在30年里增加21个百分点。因此,人口结构因素到五年后对食物需求可能逐步为负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因素对于食物需求增长的贡献现在每年大概只有0.7%-0.8%,并且会持续下降;1015年后,人口需求对食物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变成负值,这将是一个重要转折。

至于收入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严格计算收入弹性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很难实现。我们可以使用农产品人均表观消费量(即国内产量加净进口)与人均收入数据,计算其三年平均值比例变动比率,作为对需求收入弹性的一个近似估计。

计算显示,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的人均收入弹性大约位于0.50.6的区间,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1%,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将增加0.5%-0.6%。即便人均收入保持7%-8%的高增长,收入增长每年对食物需求的贡献也只有3.5%-4.0%。

加总人口因素和收入因素对食物需求的贡献,食物需求年增长不超过5%,且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农业劳动生产力年转移1%的前提下,6%-7%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率基本能够满足国民食物增长的需求。

而且,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在目前中国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步持续下降的条件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一些农产品,使食物安全的目标更加有效地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下讨论的农业供给能力绝对不足的问题,也许早已解决

总体来看有几点结论。第一,近年在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农产品净进口局面。这个局面还会继续维持并扩大。第二,这个局面符合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利益,并且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要重新思考和评估中国农业是弱质产业、中国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这样的流行判断。这对于确定我国在多哈谈判以及区域、双边谈判中农业贸易的立场,对于我国土地政策长远框架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赵洪岩、唐杰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6次报告会(2006729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968

2006年第44期(总第606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6年7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分别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治理措施和宏观理论思考”、“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汇率,贸易顺差及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与资产重估”、“中国投资率太低”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李振宁先生和梁红博士的发言内容。

李振宁: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李振宁先生主要介绍了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改革过程,以及从改革中得到的经验和启示。

九十年代初中国资本市场成立时,将股票分为由公众购买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流通股和由发起人持有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股在交易所的撮合下进行交易;而国有股和法人股则通过一对一的协商,按照净资产进行交易。从而形成一个“双轨制”市场,拥有两套价格体系。

管理层和中央领导对股市的认识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初步想法是试行股票市场,不行可以关闭。随后逐渐发现股市可以为国企解困服务,于是提出“为国企解困服务”的口号,1997-2000年国企发行几千亿资金。出现捆绑上市,甚至好企业不上市,有问题的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解决负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股市基本上处于一种恶性循环。1992年上证综指曾达到1500点,当时香港恒生指数为2000点,美国道琼斯指数为2000点。现在美国道琼斯指数11000点,香港恒生指数17000点,而上证综指改革前一度跌破千点。这段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可以归纳为一个行政主导的市场,本质上是政府解决自身短期问题和企业用来圈钱的手段。买股票的人大多抱着投机心理,因为三分之二的非流通股票一旦流通,再好的股票也会跌去一半。政府在需要融资时出利好措施向上抬价,发觉投机过度就向下压。中国股市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蹒跚了十几年。

这段时间管理层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1996年11月国务院曾提出方案想让国有股以市价流通。当时股市行情很好,从500点上升到1500点,非流通股只有500多亿股(这次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增加到4000多亿股)。因为担心其影响太大,第一次尝试没能成功。1999年财政部也提出方案,试图按十倍以下市盈率的标准对十家企业进行减持试点,由于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试行两家后也不了了之。

2001年国企解困基本完成,而社保缺2万亿资金,当时考虑能否通过在二级市场出售国有股为社保筹集资金。2001年6月24日国务院发表文件宣布,发行新股过程中出售部分老股为社保筹集资金。文件发出后,上证综指从2200点跌到500点,社会上怨声载道,出现一片反对之声。2001年10月国务院宣布停止执行6月份的文件,这在证券行业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当时形势的严峻。

2001年国有股减持停止后,证监会组织了一个大讨论,集思广益,由理论界、市场各方面人士参与,征求国有股减持方案。这次讨论开民主之先河,收到了4000多份方案,从中得到几点共识。第一,是将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保基金同解决证券市场问题相结合,也就是实行全流通,因为证券市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二,是尊重历史,对现有投资者有所补偿。历史上很多国企通过造假包装上市,如果让那些原来只能卖净资产的股票以市价交易,让股民承受损失必然会引起不满。最后,是本着多赢原则,让市场中的各方得利,而不只是某一利益集团得利。

由于召开十六大等原因,改革在周小川任内没有实行。2003年尚福林主席继任后,证监会成立了“改革发展白皮书”研究小组为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定位,研究成果反映在国务院“国九条”中。“国九条”概括起来就是为中国的资本市场重新定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资本市场。

经过几年研究,去年开始进行股权分置试点,首先推出四家,然后四十几家,现在80%以上上市公司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改革。新股实行新办法,新老划断,同时实现了中国股市的牛熊转折,从1000点上升到现在的1600点。此外,改革中对券商进行治理,引进国外成熟做法,在法律上扫除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的障碍。以改革作为突破点,使整个资本市场面貌发生很大改观。

其次,李振宁总结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几点成功经验和启示。

第一,路径选择正确。当时有很多方案,大多主张按某种模式进行统一改革,证监会研究认为采取统一方式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缺乏成功先例。例如农村改革首先在凤阳县的小村庄实施改革试点,然后进行推广,最后三年把问题解决。证券市场改革同样如此,由于1400家上市公司情况千差万别,并涉及两类股东利益划分,如果采用统一模式,无论用再好的数学公式把参数算得再合理,也没有哪位领导敢拍板。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把统一决策分散成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协商,证监会就可以作为一个仲裁者处于有利的位置。证监会既不代表民营经济,也不代表国有资产,不应为两方划分利益。证监会能做的是“三公”,其中特别强调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这里有一个特别条款。按照公司法,重大上市公司的结构变化需要三分之二表决通过。但仅有三分之二表决通过还不够,因为大股东往往占70-80%,只要他们举手,全都会按市价减持。因此,除了公司法的三分之二股东通过,流通股单独表决也需要三分之二通过。这样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形成制约,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问题。最终多数大股东都倾向于送股方案,非流通股股东让出部分股票给流通股股东,换取流通权。目前解决了一千多家上市公司,没有谁找证监会,因为都是自己投票的结果。这种市场化的途径是非常成功的方式。

第二,尊重国情和历史。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及改革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资批评中国股权分置的做法违背了商业原则,认为大股东的流通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在美国、日本、香港,流通权确实与生俱来;而在中国,大股东的股票从一开始就不能流通,这就会使得其行为不端正。当时国营企业的考核标准是净资产。比如一家公司B股3元钱,以20.8元增发A股,净资产立刻从3元增加到6元。如果仅仅通过经营,即使年增长30%,除去分红10%,需要五年才能把净资产翻一番。因此,体制引导大股东通过寻租赚钱,而不是认真经营上市公司。尽管中国经济翻了几番,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没有跟上。

第三,中央领导高屋建瓴,看到银行和证券市场两方面都要抓,不能只依赖于银行贷款进行融资,资本市场对防范金融风险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李振宁指出股权分置的改革带来的两点启示。第一,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度建设而不是日常调控上。十六大有一条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如果经济上稍有波动,政府就不停地调控,市场会难以发挥作用。

第二,是抓主要矛盾。现在经济有些过热,贷款太多,人民币投放量太大,主要是汇率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原材料都在涨价,人民币不升值意味着我们贵买贱卖。此外,目前在海外发行大量股票,中行、建行、工行等发行了几百亿美金,再兑换成人民币会进一步增加投放。如果把B股市场建设好,通过在B股市场发行可以吸收国内的美金,对于延缓人民币升值有一定作用。

梁红:汇率、贸易顺差和宏观调控

今天是我第三次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会议,第一次是2003年听宋国青老师讲“走出通缩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第二次是2005年10月份,大家在这里争论2006年中国经济到底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是产能过剩还是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大一些的问题。现在九个月过后,今天再讨论短期宏观经济走势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当前经济比较热、宏观调控正在实施的过程中,下面讨论的问题可能是说究竟以什么样的政策手段可以让经济降温。

从我三次到中心参加会议来看,第一次谈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当时在座的所有专家、学者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第一是没有太大的低估,第二就算低估问题也不太大。宋国青老师讲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给我们未来几年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很大的问题。果然我们现在又面临三年来的第二次调控,我希望这次调控能够比较对症的做一些政策调整,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讨论人民币汇率和宏观调控问题,不要十二个月、十八个月以后我们还讨论同一个问题。但是,从已有数据和当前政策的一些态势来看,情况并不是特别乐观。

我们高盛公司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低估的汇率带来大量的外汇流入,央行对冲存在困难,从而银行流动性变得比较大,企业出现了大量的贷款,整个需求走热。解决总需求过热在政策选择上有两个办法,或者压制外需,或者压制内需。如果压外需,人民币汇率就要变动;压内需有很多办法,包括调整利率、储备金率等手段,但更多的肯定是包括行政性的控制投资的手段。我们认为2006年调控的情形会好于2004年,首先是因为现在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认识到了内需的重要性,认识到在调控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应该注意保护内需的势头;二是这次调控会更多的采用市场手段。但市场化手段运用起来还是很慢,会有困难,最后可能很多还是要用行政手段。

如果我们假设今后将保持汇率不动或基本不动,或2%-3%的幅度调整,那么这对解决中国宏观问题是没有帮助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用行政手段来压投资,贸易顺差将会增加而不是降低。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大量增长一般是在宏观调控之后第二年,从八十年代的1984年、1985年到1990年、1991年,1994年、1995年,还包括2005年都是这样。再加上今年是第一次GDP增长与贸易顺差同时走高。因此,如果汇率不变或小幅变动,压不压投资明年贸易顺差都将非常大。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是美国明年经济会走弱。值得强调的是,即使美国经济下滑也未必会减少我们的顺差。美国经济下滑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出口,但中国经济和亚洲很多经济传统上对待外需减速的办法就是压缩进口,结果使得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因此,不管是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压内需,还是美国明年经济下滑,从预测角度看,应该都不会帮助我们解决贸易顺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增加内需,也即让人民币升值,增加进口。国内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退税来解决贸易顺差,而出口退税减少只能减少出口不能增加进口,等于是升值再加一个提高进口关税,扭曲了相对的贸易价格,还不如搞通货膨胀。

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有点偏热,二季度GDP增长11.3%。我们用名义GDP减掉贸易顺差来度量内需,看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数据显示,2004年调控之后,内需的贡献度下降,然后随着央行2005年二季度货币政策的放松,内需的贡献度明显回升。但从今年一二季度以来,虽然整体GDP增长速度在加快,但是内需的贡献比例在下降。从现在的数据来看,经济增长80%来自于内需,出口顺差的贡献是20%。如果贸易顺差的增长是零贡献率的话,名义GDP的增长还是可以保持在11、12%的百分点,经济可能正好不冷不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顺差这么大的增长,投资不见得就是过热。因此问题出在贸易顺差增长过快上。如果要保证目前的贸易顺差增速而不调整汇率,当然会投资过热,进而引发消费过热和全面通货膨胀。

那么汇率到底是低估还是高估?市场汇率应该是所有央行、外管局官员不再担忧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除利息外不再有新增部分时所决定的汇率。由于日本也经历过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且数额巨大、汇率低估的情形,我们将中国与日本的外汇储备情况作比较,发现日本虽然经历了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但1974-1985年期间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2%左右。而中国1994年这一比例约为9%,随后缓慢上升至2000年的14%左右,而2000年之后这一比例迅速攀升,到2005年已高达35%以上,并且增幅仍没有任何变缓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汇率存在低估,而且不是简单的低估,是很大幅度的低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比例的增幅变缓。如前所述,只靠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没有解决进口的问题。鼓励出口、增加市场份额、进行升级换代等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如何增加进口。

2004年大家觉得内需过热、投资过热的时候,突然就是贸易逆差,贸易逆差的幅度还相当大,上半年都是逆差。但为什么这次经济这么热,顺差还越来越大?可能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汇率低估的程度可能比想象得要大,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过去两三年汇率没有调整,新增的产能有很多进入到进口替代部门去了,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汇率调整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还有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如果汇率信号是错的,新增产能、新的产业结构可能会越来越糟。如果现在不及时大幅度的调整汇率,以后通过汇率来解决问题可能会难上加难。

最后,中国有没有可能重复日本的错误?所谓日本的错误就是货币政策定位首先是确定汇率政策,汇率逐渐升幅,然后利率政策就成为了一个剩余变量。2004年中国的收益率曲线比美国高。经过宏观调控后到2006年6月30号的数据显示则是美国的收益率曲线高于中国;不仅如此,中国现在的收益率曲线比2004年的还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虽然央行提高了贷款利率,但是老百姓的存款利率,政府的无风险债券利息仍然很低,企业和个人必然会另寻出路,进入房市、股市等等。因此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增加存款利率,引发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由于中国的投资风险比较高,收益比较高,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收益率曲线的相对位置会换过来,比如美国停止加息,中国不断加息,不断缩小差距。但要完成这种转换,估计可能需要两三年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可能会不断的趋热,通货膨胀率会上升。一旦汇率政策固定下来,不调整,或者只调两三个百分点,最后还是要依靠行政手段,但行政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风险很大。首先是短期美国经济下滑会增加出口风险;其次是结构上的问题。有分析说今年的贷款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政府的基建(和“十一五”有关),还有一些制造业(主要是高端制造业),都是冲着替代进口或出口去的,这将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问题。

(刘鎏、董兵兵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6次报告会(2006729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969

2006年第45期(总第607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6年7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分别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治理措施和宏观理论思考”、“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入世五年看农业——我国农产品贸易和供求演变趋势”、“汇率,贸易顺差及宏观调控”和“通货膨胀与资产重估”、“中国投资率太低”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高善文博士和宋国青教授的发言内容。

高善文:理解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观察1980年至今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美国生产资料(中间品)价格指数,我们可以大致认为,199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95年以前,中美两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并不是特别相关;而96年以后,中美两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年度频率上表现出很强的同步趋向。较为表层的解释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94年中国实施了汇率体制改革;二是96年中国经常账户贸易彻底放开。94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大体稳定;在高度稳定的汇率制度与高度开放的贸易体系下,根据简单的“一价定律”,中美两国贸易品价格同步波动是一个较显然的结论。1996年至今年4月份的月度数据同样显示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呈现出较明显的同步变化特征。由此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即是:对于考察和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至少对于分析中国贸易品的通货膨胀而言,必须在全球经济供求平衡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与判断。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能够对中国贸易品价格走向产生方向性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必须是首先能影响全球贸易品的供求平衡,也必须以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实施了既定的货币政策为前提条件。对于诸如PPI之类的总体价格指数而言,在绝大多数条件下,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影响价格变化方向的能力。

即使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是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形成的。除了汇率在边际上所产生的微小影响外,对于美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方向与幅度,我们更倾向于用全球工业品增长率的波动来加以解释。美国PPI变化的驱动因素大致有三,主要包括:石油或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美元汇率变化以及OECD国家工业增长率的波动;其中后者是最为主导性的因素。

考察中国更为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无论是在年度或月度频率数据,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是中国食品价格的涨落与中国GDP平减指数(年度频率数据,月度频率数据以PPI为代表)的涨落在趋势以及拐点附近具有高度一致性。其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关注于微观层面的供求关系,那么瓦尔拉斯定律只能确定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但在宏观层面上,我们更关注于名义总体价格水平的确定及其波动状况。我个人的理解是,总体价格水平依赖于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名义锚”。对于主要经济体而言,“名义锚”指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与公信力。总体而言,经济中的“名义锚”是高度稳定的。要获得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至少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将中央银行独立出来;二是固定汇率。就实际数据以及朴素的经济直觉而言,中国经济的“名义锚”实际上也是汇率。过去十多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锁定于美元汇率;所以,我们也“进口”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公信力。

我们强调中国的PPI可能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名义锚”,其重要性在于,中国贸易品占产出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西欧以及美国贸易品占产出的比重。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解释如下现象:OECD国家工业增长波动,再叠加美元汇率之类的其他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PPI波动,美国PPI的波动决定了中国PPI的波动,中国PPI的波动导致中国CPI乃至中国粮食、食品价格指数的波动,进而决定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通货膨胀表现。

在微观层面上,同上述宏观层面的分析相一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与全球钢材价格指数的波动也基本同步;但存在着两点重要差异:一是20022003年中国经济较热时,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始终高于全球钢材价格指数。而最近,情形正好相反,而且全球钢材价格指数反弹的起点大致领先于中国一个季度左右。但在这种一致性的大背景下,上述差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与全球钢材价格指数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这一认识可以经由钢材进出口量的变化加以验证。从过去两个多月的数据来看,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比较明显地反映于中国的PPI之中。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有能力影响PPICPI乃至食品价格指数的走势。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即使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与中国国内的供求平衡有微弱联系;但在平均意义上,以及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与国内的供求平衡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

以下补充说明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仔细观察今年以来中国与全球钢材产量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今年全球钢材需求显著增长并拉动了全球钢材指数的上涨,但全球钢材新增产量的76%来自于中国。如果我们考察一季度或者14月份的数据,这一比例更高达85%。尽管如此,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考察中国的产能过剩、供应过剩问题,必须置于全球经济供求平衡的背景下,而不能将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来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换而言之,为什么今年中国钢材产量增长如此之巨,而全球其他地区的产量却不增长呢?因为全球其他地区钢铁行业没有投资。进一步地追问,为什么他们不投资呢?因为他们把资本都投向了中国。这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宋国青:中国投资率太低

最近几年讨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中国的投资率太高。这里列举几个现象:顺差和消费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不过宏观调控压制总需求,通常都是压投资而不压消费和出口,原因就是认为潜在的投资率太高了。中国的投资率与其它国家比较确实高,但如何界定“太”字是个问题。还有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也等价于说投资率太高,否则储蓄率高拿去投资就可以了。说生产能力过剩和投资率高更是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对汇率问题的看法,和储蓄率太高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逻辑,中国的投资率太高,储蓄率更高,所以应该把多储蓄的部分借到国外,也就是贸易顺差,资本输出,所以汇率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或者更低,至少不应向上大幅度调整。另外,认为投资增长率太高,等价于经济增长率太高或者投资率太高。经济增长率高总不能说是个问题,因此还是投资率太高。所以很多宏观问题的讨论,最终都聚焦到投资的问题上去,这就需要对此有很好的理解。

中国的投资率与国际比较很高,但是中国的人均资本(就总量而言,不涉及具体的行业)比发达经济低得多,中国的人均资本是美国的二三十分之一,因此多积累也是可以的。现在投资很多,很多人担心将来需求不足,这里面潜在的假设就是说投资不是需求,事实上投资也是需求,就算消费需求不足,只要企业愿意就可以继续投资,投资需求很高同样可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投资的问题。

可以从人力资本角度理解这个问题。过去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现在差别可能小了一些,简单的理解为美国的人均资本高,中国的人均资本低,或者说富国的资本多,穷国的资本少,所以富国的收入高。后来开放了国际贸易,资本从富国流到了穷国,人均收入慢慢趋同。不过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不是从美国流向中国。这里面的问题就要考虑人力资本了。美国的工资率是中国的三四十倍,如果美国的人力资本也是中国的三四十倍,那么人均资本相同。将劳动力按人力资本打折后,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打折后的人均资本各国都一样。现在中国可能正在经历人力资本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微观上的证据暂时没想好,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农民进城后可以很快提高知识,到了城市之后需要找房子,打电话,办信用卡、找邮局甚至公安局,那些生活在城市里需要知道的事情都是知识。因此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高速城镇化可以导致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增长,因此人均资本可以高增长,投资可以高增长。

这里说的投资少是说人均资本存量太少。现在人力资本提高的非常快,物质资本的速度也可以提高的更快一些,依据是现在的利润率非常高。关于企业利润的数据处理有许多复杂问题,1998年开始有一个“三年脱困”,企业债转股,口径上不可比。还需要进行通货膨胀调整,然后还有会计准则的改变。很重要的一点,现在说企业利润上涨是石油电力等企业,而一般的制造业上涨幅度小,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资源的进口国,所以资源价格整体上升,对企业利润来说至少不是正面影响,可能是负面影响。换句话如果资源价格没有上升,或者上升的少一点,中国的企业利润应该比现在更好。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可能会对利润的数据做一点调整,不过初步估算的结果是变化不大。季节调整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从2000年、2001年每个月的四百亿,到今年五月份是一千六百亿,上涨了三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同月增长率,这是统计局直接报告的数据,2005年低一些,之后很快增长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增加值的比例,1998年的时候不到8%,现在是22%,从这个比例看上涨了两倍。1998、1999、2000年那三年有一个脱困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影响。把各种影响利润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比例上升这一点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只不过是上升的幅度可能会有所调整,不一定有这么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也即企业利润与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总资产减掉总负债)的比例。2005年是18%,今年的预测是19%。而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简单从账面来看,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因此投资需求多。当然,这个净资产利润率还要进行一些调整,首先是税率调整,所得税的规定是33%,不过实际执行中可能不到30%,大概20%多。还要进行一个复杂的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再调回名义收益率,大概是12%-13%。与贷款利率6%、7%、存款利率2.25%相比,肯定是有投资需求的,这就是投资的动力所在,所以这两年的情况是稍微放松一些,投资就迅速上涨。包括今年上半年投资也上涨的很快,前五个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概是30%。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0%左右,国有与非国有投资大概是各占一半,那么非国有投资的增长率大概是40%多。1998年、1999年通货紧缩时,1998年的日平均存款利率是5%多,贷款利率可能是9%多,利润率也即投资报酬率是5%多,这个时候一定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就是通货紧缩。当然这里面的数据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包括会计准则方面的问题,具体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分析。

回到刚才的问题,投资报酬率这么高,还说资本太多了,显然是有问题的。只要生产函数中资本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只能是资本太少的情况下,投资报酬率才高。投资报酬率高,需要继续投资,直到投资报酬率低为止才达到均衡。投资率太高和太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是均衡的投资报酬率和利率保持一个适当的关系。有人愿意借钱,有人愿意投资,自然的结果,就是最优的和均衡的。从这个标准来讲,现在投资报酬率显然是很高,投资不足。

现在说通货膨胀率低,这是简单的度量问题,其实现在不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月环比增长年率在五六月份是10%以上,六月份是15%,现在是高通胀,而不是低通胀。这一情况可以通过季节调整后的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反映出来,这是定基比价格指数,其斜率即为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率的指标并不准确,在有些情况严重误事。最近的几个月,从四月份开始工业品价格在大涨,按照年率看,是10%以上,大概是15%。消费价格指数涨得稍慢一点,现在应该是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因此不存在高增长,低膨胀的说法。另外,货币的数据,从六月份的增长率来看,是通货紧缩而不再是过热了,这一结论还不能确定,宏观调控可以等等看。因为六月份的数据不知道是稳定的,还是偶然的情况,央行早先提出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七月五号开始执行,可能在六月底通过调整头寸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六月份的数据是不确定的。总的来说,货币量不是太高,宏观调控也不着急,等两个月是可以的,否则把经济调控下去再往上调整是很麻烦的事情。

(顾标、赵洪岩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7次报告会(20061029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331

2006年第60期(总第622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6年10月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七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国名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平新乔教授先后做了演讲。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樊纲教授、宋国青教授发言内容。

 

樊纲: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主要谈一下这几个月来对经济进行观察所产生的想法。第一,当前短期宏观经济情况大体的分析和预测。第三季度经济的下滑,大家认为来得比较突然,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尽管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但经济并没有很大过热的趋势。原因在于:

(1)很多部门仍然存在很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就是说,2003、2004年高增长所产生的一些生产能力最后被证明是过剩的。这个趋势在去年下半年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实际上仍在继续。尽管被其他一些部门的投资增长掩盖了,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包括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电力、纺织(是前几年投资高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等12个部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剩。在讨论经济增长趋势上,这个事实体现在以下几个容易被忽视的指标上:首先,产业投资并不快,这一轮增长还是由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所推动的。有相当一部分大型产业投资出现增长速度下滑,比如浙江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0%以下,上海甚至出现两个月的负增长。2003、2004年的高增长最初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然后因为生产资料短缺从而推动各个部门开始高投资。但今年上半年增长中,消费品和服务业部门增长更快一些,其他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速度都放缓。其次,上半年贸易顺差继续了去年走势,表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进口增长比较缓慢,比去年略微高一点,为21%、22%,出口速度则继续了去年30%的增速,因此出现大量外贸顺差,这是国内需求并不旺盛的表现。最后,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1992-1994年开始的高增长中,没有出现低谷,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过剩生产能力还是需要消化。经济政策制定的好,可以适当的熨平波动,但不能完全消除。总的来讲,周期是一定存在的,过热之后肯定有调整,这也是导致经济放缓的一个因素。

(2)政策因素。年初的投资高增长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去年全国范围内的换届选举基本结束,省长,市长、县长基本上新官到任,开始新规划,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冲动。其次是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突击放款,一季度贷款增长额相当于全年计划贷款增长额的50%以上。其中一个制度原因是银行改革,银行为了在年底之前收回贷款,显示利润和资本充足率,急于把贷款投放出去,从而导致放款量急剧上升。

紧接着是两项政策。一个是土地政策,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一轮控制的速度相当快,而且相当及时。过去很少或很长时间之后才动用政治手段,这一次直接是政治手段,很快控制住了土地审批和地方的投资项目,体现在在新开工项目的投资计划总额这个指标上。在投资过热的时候这个指标非常高,一般都在50%以上。但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在下滑,九月份为11%。另一个政策措施是央行针对突击放款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当然也有其他诸如货币发行过多、外汇储备过多等原因),包括两次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的措施。可以认为,这次调控政策已经见效,见效的突出表现是抑制住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总额,整体的投资速度就会随之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开始放缓。

这种调整的趋势还会继续,但从政策角度看,还需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进行决策。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10%以上。因此,现在说总需求不足仍为时过早,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在20%以上(24%左右),不是太低,所以虽然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必然的,但短期内不应该扩大内需。同时,经济逐渐下调的趋势也表明不宜再出台紧缩性的政策。

第二,讲一下外部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大问题,即外部不平衡问题,也就是外汇储备太多。也许此时此刻,外汇储备正在突破一万亿美元的大关。经常项目顺差估计年底会达到GDP的7%,并且这种趋势没有逆转的迹象。明年出口可能会继续强劲,进口仍然很低,仍有可能像今年一样增加两、三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年也许还会继续。何时结束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均衡总是不好的。考察以往的各种危机,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以往衡量经济危机的一些指标和我们的指标格格不入,甚至相反。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通过拉美国家的教训知道有几个因素会导致经济危机,从国内角度看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控制住这两个指标,经济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此亚洲各国这两条指标控制的比较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比较低。我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现在都很低,政府财政赤字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是最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之一,大概在16%-17%。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的条件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3%,或者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超过60%,日本现在是160%,与之相比,我们的比例很低。CPI上半年有上升的趋势,但后来又缓解下来,不到1%。基于这个经验,各国都控制住了国内印制货币的问题,但是其他两个问题,也造成了金融危机:一是财产泡沫,股市和房产泡沫;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即资本流动导致的风险。日本、香港是典型的财产泡沫,泰国、印尼主要是金融市场开放导致的风险以及房产泡沫等。韩国虽然没有开放金融投资,但对短期商业债务的监管很少。中国现在这两项上也控制得不错。

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即长期大额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通常认为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风险来自于美元大幅贬值。如果当前的有管理的小幅浮动汇率制度不变,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贬值,那么尽管我们的欧元等资产会出现损失,但美元资产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损失。因为贬值,我们对欧元、日元的外贸顺差大幅增长,新的交易的不平衡又会出现,这也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在资本账户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似乎不是很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和考虑——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任何人没有想到的危机,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个基本的政策结论是通过各方面的政策来缓解双顺差的局面,放缓外汇储备高额增长的趋势。调整汇率既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高额顺差的问题,因为一旦人民币升值,虽然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但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资本账户顺差将急剧上升,外汇储备最终还会上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包括如何管理资本账户、如何实现贸易的平衡、如何实现自身的调整等来综合的解决这一问题。

外部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一些措施来缓解。在经常项下,可以而且应该抓紧时间做的是普及农民工社保。我们不愿意大幅度升值,是怕对国内企业的成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但是,调整汇率在一定条件一定幅度内是可以的,也是必然的。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成本变动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等;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出口和进口的关系。调整汇率从根本上是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发放过多的问题(美元60%以外在美国之外流通),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不能调整太多汇率,否则就变成世界上最穷的人去给最富的人所造成的问题买单。但我们的确可以在劳动成本上做文章。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覆盖率非常低,现在的社保体系是当地化,仅限于当地,不能在全国流通,也即农民是流动的,但在当地所交的社保基金不是流动的;社保法在非正式部门的农民工的保护上很不利。因此,与其更多的调整汇率,不如更多的实施社保。现在调整社保,既有利于解决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外部不平衡问题。与调整汇率相比,是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更好的措施。

在资本项下,除了调节其它形式的外资进入,更重要的是控制企业境外融资。企业境外融资近几年增加很快,而我们已经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反对境外上市,境外上市的重点应该是借助境外市场的制度来监管我们的企业,其比例可以适当减少。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资产,利用国内储蓄,利用已有的外资企业,甚至可以想办法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发行债务,把我们的美元用到国外去。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借款是风险较小的资本流出形式,我们应该鼓励。

宋国青:国内收入分配偏斜导致消费率下降

报告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有关数据的分析和估算,然后分析最近几年居民储蓄的数据,第三是数据分析的一些结论,第四是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些问题,最后是关于当前宏观情况的简单看法。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刺激消费,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以来下降了8个百分点。按照2005年调整后的GDP数据,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8%,而美国2005年的消费率是70%。到底是投资率高引起消费率低还是消费率低引起投资率高,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值得讨论。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个人消费倾向低。中国无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目前的居民消费倾向确实比较低。但是,消费倾向的绝对高低是一回事情,它的变化是另一回事情。消费倾向低最多能解释消费率比较低,而不能解释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

这里分析的基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由于原表没有根据GDP修正后的数据进行调整,为了比较,在推算2004-2006年的数据时,统一按照旧的GDP口径进行计算。通常GDP有三种算法:生产法、分配法和收入法,这里谈的大致上是收入法GDP,反映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截止到2003年,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04年以来的相应情况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参照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迅速上升的情况可以估计,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进一步大幅度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迅速上升,结果只能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的时候为69%,到2003年下降到了62.5%,根据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的数据推算的2006年的比例大约为55%。

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居民的消费倾向。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中,居民消费倾向是上升的。根据推算的数据计算,2004年到2006年的居民消费倾向也没有下降。总的来说,从国民收入分配平衡表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认为居民消费倾向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下面从其他的角度来检查一下居民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情况。这里采用了两个居民储蓄余额的数据指标,一个是居民的本币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两者之和占名义GDP的比例从1979年以来一直大幅度上升,上涨到2003年,2003年到现在基本上持平或者轻微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储蓄存款是个人储蓄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手持现金的增长也相对比较快,两者的总和要比其他金融资产增长快。这两者占GDP的比例不上升,那么其余部分的比例就会下降,加起来的比例就会是下降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在储蓄存款和现金之外,再加上凭证式国债和外币储蓄存款。这4部分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以来是下降的,作为当年储蓄的金融资产增量占GDP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他的金融储蓄还包括保险和股票等,合起来算的比例还要下降更多。在居民金融资产余额占GDP的比例下降的过程中,金融资产增量即当前储蓄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

关于居民购买住房涉及的储蓄问题在最后讨论,这里只提到两点,一是这部分的可比的增量并不像简单看起来那么大,二是消费和储蓄的经济学意义和统计定义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一些可以争论的理论问题。考虑到这些,现在还不能肯定说居民的消费倾向在上升,但是非常肯定地说下降也缺乏数据支持。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有几个结论。按国民收入分配核算口径算,一是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下降,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快速下降,三是居民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即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上升。最后一条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考虑到居民买房问题和各种估计误差的问题,难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可能是微降、持平甚至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是很大的事情。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化,从1978年到现在是一个大的倒U型,1994年以前快速上升,1998年以来下降,最近几年快速下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且不说居民消费倾向能不能改变,就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也赶不上收入比例下降的影响。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趋势没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只能下降,也就是投资加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只能上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些收入概念隐含的问题。应该区别财政收入、财政可支配收入、财政赤字和财政储蓄。10年以前很多研究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太低,强调要使财政收入的比例上升。其实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流水账,包含了转移支付,把转移支付去掉是财政的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近年来更是大幅度上升。另外,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是经常账户的概念,还应该有一个资本账户。因为财政有很大一部分投资,如果经常账户有赤字,但资本账户盈余大,加起来还是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只讲财政赤字是有问题的。从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消费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政府储蓄的概念,就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也就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赤字或盈余之和。美国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是29%,中国是17%。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比美国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不过政府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中国2003年是9%,2005年大约10%,美国的这一指标是在2005年为-5%。

还有一点是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区别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比区别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更重要。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应该将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收支盈亏合并计算,就是并表。从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角度看,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都姓国,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如果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合并算账,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和总储蓄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快速上升。

从现在的情况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有非常大的空间。个人储蓄是为退休后养老作准备,但国家储蓄很多就没有必要了,特别是没有必要让国有部门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已经比较高的水平上持续大幅度上升。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问题。一个有关的理论是李嘉图等价,其意思是,“国”本来就是“民”的,财富放在“国”的口袋与放在“民”的口袋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差别很大,“民”并不认为“国”口袋里的财富是自己的或者不知道国家口袋里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最后与自己有关。具体到消费上面,居民消费还是与居民财富而不是国民财富关系更大。

简单说一下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况的看法。9月份货币的环比增长率很低,如果只是货币增长率下降问题并不大,但是把汇率考虑在内,二者结合构造的领先指标下降得更加厉害,差不多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线,下一步要刺激经济才行。最近几年的宏观景气三起三落,上半年看到经济热,开始压,到下半年又开始放,导致经济不断波动。其中谈得很多的问题是投资率太高、投资增长率太高等等。应该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一个是总需求增长率过高,这个问题在今年上半年其实并不很严重,适当调控就可以了。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率太高,在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率或者投资加上贸易顺差的比例上升是没有办法的。评论这次宏观调控说见效快,也是从总量上看,但到明年计算投资加顺差占GDP的比例又会上升。这个比例的中长期趋势与短期的宏观调控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谈谈居民购买住房和储蓄的问题。最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情况是个人购买住房的支出增长很快。个人买房的首付和归还贷款的本金应当算在当前储蓄中,金融资产方面储蓄比较低的一个原因是买房支出增长快。但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关概念中,土地转移导致的收入和支出并不构成国民收入。比如说,一户城镇居民买一套房子花了100万元,相应的社会投资为40万,另外60万是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值并不算成是生产出来的,相应的收入支出只是转移支付。在这个例子中,相应的生产增加值即国民总收入和社会储蓄只有40万,不是100万。

从平衡表的角度看,如果说城镇居民买房支出的100万都是储蓄的话,卖地农民那里应当算60万的负储蓄,整个居民储蓄还是只有40万。这里说的投资和储蓄都是毛或者总的意思,没有减掉折旧。净投资和净储蓄是总投资和总储蓄减去折旧的余额。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城镇居民买房支出中包含的买地的支出很大,但农民得到的卖地收入要少得多,这个大差价的存在是个重要的情况。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如果土地的实际价值接近农民的实际收入,那么将土地从低价值的农业转移到高价值的城镇住房,社会效用增加了。但是目前统计中的国民收入这些概念并不包括土地转移引起的价值变化。

最近几年所谓“热钱”进来的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住房,这部分实质上不应当算做国内居民的收入和储蓄。还有一点是住房制度变化导致的不可比性。原来是单位分房,现在改成个人买房,有关的收入和买房支出的增加不可比。要比较的话,应当将原来分的房子按合适的价格计算为虚拟收入和储蓄。

最重要的是,房价上升导致的储蓄增加是虚的,真实的住房储蓄的增加应当用住房质量和数量的增加来计算。按这个口径计算储蓄,调整收入适用的价格指数就应当包括房价。这样算下来,虽然上面说的一些比例会发生变化,但是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和真实储蓄的增长率仍然不高。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将居民购买住房中用于购买土地的部分不算为居民储蓄即全部算成农民的负储蓄,问题不是很大。不过这里和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还是难以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董兵兵、赵洪岩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7次报告会(20061029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332

2006年第61期(总第623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6年10月29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七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夏斌教授、卢锋教授发言内容。

夏斌:如何看待和运用外汇储备

根据7月份央行和有关部委出台的政策,我判断到年底经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增长将维持在10%左右,物价也不会高,就业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最后的问题还是外部不平衡的问题,即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多、汇率调整、货币发放过多、投资难以控制的问题,因此汇率问题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我在721日《第一财经时报》上将其总结为五个字:第一,“改”,汇率问题绝对不是升值的问题,而是要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把外汇市场做大、做深。所谓做大,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在市场上形成一个更大的池;所谓做深,就是把市场上的各种避险金融工具都发展起来,让机构、银行“失业”,大家来参与。第二,“疏”,首先要算出适度的储备,多出的部分要使劲往外花,想办法让老百姓到境外花钱,用掉外汇。第三,“堵”,不该进来的外汇、违法违规的外汇要尽力堵住。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的兑换,在讲汇率改革的同时,要注意奖励出去、限制进来。有助于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外汇要引进来,与此无关的应该坚决堵住,包括调整房地产政策、外贸政策,放慢香港以外的海外上市的节奏,规范招商引资政策。第四,“冲”。人民银行面临大量外汇储备所产生的过多人民币供应,要积极对冲人民币。这个工作还有操作空间,也是稳定当前汇率的重要环节。第五,“内”,即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要综合的考虑外汇储备的问题,而不要将精力单方面的集中在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问题上。

 

以上是总的看法,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看外汇储备,无非就是五个字中“疏”字的一些内容。第一,超适度的外汇储备能不能用?个人认为可以。首先是超适度的外汇储备和适度的外汇储备的区分,根据中国的对外负债,进出口规模的现状,投资的回报利润以及经验的统计项目的遗漏,计算出适度的外汇储备,个人认为7000亿足够。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适当的调整和变动。7000亿之外的就应该积极地去用,在保证经济稳定、通胀很低以及央行调控政策有效的情况下,是可以在海外使用外汇的,不用就是国民福利的损失,是长久战略的损失,而且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

第二,怎么用?作为方向性的指导,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个人认为,可以用于解决历史问题,比如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也可以用于解决国民经济短期运行问题;同样,更可以用于国家的经济战略利益。因此,使用的方向是全面的。在具体操作上,现在形成共识的,比如说购买石油和其他稀缺资源,参股收购国外一些重要的企业,购买有利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各种技术、人才。又比如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居民对外投资理财,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

除此之外,可以对当前的外汇体制进行适度的改革。长期以来,国家比较穷,外汇储备比较少,由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来管理是可以的。但最近有不同的意见,财政部也想管理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是防范国家金融风险、满足外汇流动性需要,第二个功能是一般的投资收益。从央行现在的情形来看,主要是流动性、防范金融风险,用于投资的还很少。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考虑将超适度的外汇储备用于国家经济战略上。在这个前提之下,大的体制不要变,主要的外汇储备由人民银行来管,可以拿出一部分由财政部,或者成立专门机构,代表国家来管理外汇,重点体现在经济收益和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上的投资需求。这个由央行一家来做有难度,因为其本身宏观调控的责任很重大,人员也有限,而且有些投资又不仅仅局限于金融投资,所以成立适当的机构来满足一般的投资需求和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上的需求是可以的。

值得强调的是要小步改革,动作不要太大。比如财政部发行250-500亿美元约2000-4000亿人民币的债券,到国外去用,这对货币调控、宏观政策管理只有利没有弊。具体做法是:首先,财政部从市场上发行债务,筹集人民币向央行购汇,这可以直接减少国内货币供给,协助央行减少货币供给的压力、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第二,财政购买外汇以后,主要用于海外的和国内的战略性投资,包括对大银行投资、到境外投资石油等能源,这样从长期来看可以明显增强国家的持续竞争力。第三,财政购汇以后,除了绝大部分用于战略性投资以外,少部分也可适当的采购海外企业制造的,而国内教育、医疗、环保、安全生产、农村基础设施等事业急需要的物质和设备,对于加快推进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到国外去买X光机、B超机,下拨给农村合作医疗机构,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如何操作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第四,除了上述三种用法之外,适当少量的用于社保基金补充,因为数量少,是不会对财政形成压力的。如果在过程中出现阶段性的注入资金以后导致的少量缺口,通过财政外汇的投资收益是可以填补的。

在使用外汇的过程中,应该整合中央汇金公司,将其从央行独立出来,真正按照国家战略意义来选择投资项目,由这样一个机构专门负责海内外金融投资,甚至于包括实体企业两大领域的融资。有人担心这样做与法律有冲突,个人认为没有违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现在的做法是财政从市场上筹集人民币,向中央银行买汇,这已经不构成外汇储备,没有违背人民银行法。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关于国债余额的管理办法规定特种国债不列入国家预算,何况发特种国债是投资海内外企业,是有外汇资产存在的,不真正构成赤字的压力。最后,当前财政形势不错,内需消费不够,应该尽可能扩大财政赤字,解决国内消费问题以及医疗、就业、三农等问题,这和外汇没有关系。

网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财政筹钱买汇,把人民币回收了一部分,而且还是到海外买东西,是不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应该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心我们购买过多会导致他们的通货膨胀。第二,有人担心不断开放的趋势下资本大进大出的问题。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比较长、比较缓慢的过程,绝对不是报纸和媒体间所说的几年间就要开放。而且同时在加强人民币有限度的管理,在这个背景下短期资金流入是受限制的,我们股市上限制外资进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对外资进入有比例限制,所以这是一种多余的担心。

卢锋: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现象透视

卢锋教授从三方面对外汇储备做了分析。首先从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验看,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空前未有的特殊现象。其次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是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作用;二是和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产品内分工有深层联系;三是和近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低估有关。最后,谈一点启示意义。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角度,这一个现象揭示中国实际汇率的升值趋势,将使中国经济的名义追赶超过实际追赶,并且带来新的政策性问题。

第一,今年九月底外汇储备达到9879亿美元,外汇储备月度变动的趋势是200亿美元,10月份很有可能超过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飙升是和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相联系的,在过去17年中有14年是双顺差。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对早期发展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Chenery-Strout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现经常帐户赤字和资本帐户盈余。这一现象非常符合经济学的直觉,同时也基本符合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经验。中国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是一个反标准理论的新现象。通过观察50个最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十年的国际收支帐户可以发现,总的观察年份是1336年,其中两个帐户为正的双顺差有154年,占12%;两个帐户顺差都超过GDP1%和2%的分别有56年和29年,占4%和2%。中国从1982年开始有国际收支帐户数据,到2005年为止,双顺差的百分比远高于50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尤其是两个帐户盈余同时超过GDP2%(不妨叫做显著双顺差)的年份占26%,相比50个国家的2%,中国出现显著双顺差的频率是世界的13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出现显著双顺差的国家主要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二是北欧发达小型开放经济体;三是少数石油输出国。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显著双顺差,几乎绝无仅有。

第二,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下面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经常帐户顺差主要来自贸易帐户,而贸易帐户的顺差又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另一方面,资本帐户的盈余主要由大规模FDI的流入所带来,而FDI又与加工贸易有着重要联系。从2003年的数据看,80%的加工贸易是由三资企业实现的,其中绝大部分由外资独资企业实现。中国的外汇储备飙升至空前未有的水平,从结构上看,是由FDI和加工贸易两方面因素共同塑造、共同决定的。

其次,当代经济全球化出现一个特点,即国际分工从原来以产品为基础的分工进一步深化到以工序、区段以及产品内生产环节作为基本分工单位和基本分工层次。在产品内分工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战略时多了一种可能,可以通过劳动密集型环节介入加工贸易,介入产品内分工,介入全球的供应链,进入一个开放成长的平台,通过学习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阶梯逐步往上走,走出一条开放发展的道路。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工贸易,也就是发达国家生产环节外包的过程。双顺差、双赤字或全球失衡,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拓展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某种经济合理性或可持续性。

最后,中国双顺差规模的快速扩大,外汇储备的快速飙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衡具有某种联系。实际汇率是调节开放经济内外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价格变量。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的Balassa-Samulson效应,一国在快速追赶中,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国外相同指标的追赶决定实际汇率,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国外的单位劳动成本决定名义汇率。199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66%,这应该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反而出现8-9%的贬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亿外汇储备具有某种不可持续性,政策存在需要调节的地方。

如果这一分析有道理,其前瞻性意义是,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的追赶将持续展开。中国因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以及制度改进,生产函数将持续发生变动,推动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追赶,进而导致实际汇率进一步升值。升值的直接含义是中国在今后20年中,名义追赶速度将快于实际追赶。如果今后20年中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前十年每年7%,后十年每年6%;美国的人均实际GDP每年增长2%(美国1978-200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85%)。加上实际汇率增长一倍,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000-13000美元的水平。中国人均收入相对美国的比例,将从现在的4.1%上升到2025年的20%。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跃迁。中国人口即将快速老龄化,中国如果现在不发展,可能永远不会有跃迁的机会。因此要珍惜快速发展的局面。

另一方面,经济成长新阶段也意味着挑战。这一前景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持续变动。中国改革还有很长路要走,还存在民营企业准入问题,土地、矿产等特殊资源的产权制度问题。对于企业,还存在产权改革、完善治理结构的问题,存在发挥学习效应、积累人力资本的问题,存在推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问题。

 

 (董兵兵、刘鎏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7次报告会(20061029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333

2006年第62期(总第624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61029,“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七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周其仁教授、 平新乔教授发言内容。

周其仁: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与另一个倾向

收入差距过大最近引起很多关注,2002年基尼系数达到0.46,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高水平。不过基尼系数存在高估和低估因素。一个问题是不同居民的开支成本不一样,因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物价指数不同。世界银行的研究小组利用2001年数据对基尼系数进行了物价指数调整。调整前的基尼系数是0.447,调整后是0.395。由于城乡差异对基尼系数贡献很大,物价指数调整后基尼系数是下降的。而李实教授做了另一个方向的调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按照合法的货币收入计算的,而实际上还有很多实物收入、福利收入。将这些包括进去之后基尼系数会提高。无论用哪一种调整方法,离准确反映我国的“收入状况”都还有不小的距离。

收入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并不简单。Irving Fisher对收入的定义是:收入是财产(资产、资源)提供的服务,而且他认为收入最重要的作用是带来享受,人们争取收入实际上是争取享受。在衡量收入时不能只考虑货币工资,因为很多享受和货币工资无关,尤其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而是应该把货币的、实物的、合法的、非法的、灰色的收入全部包括在内来考虑收入分配问题。由此提出收入分配的另一个倾向。

收入到底如何分配?简单地说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权利的界定:什么人可以获取收入。产权使用会带来收入,产权转让也会带来收入,产权安排决定收入分配格局。例如,以前农民必须按中央计划进行耕种,不能自由打工,不能自由种植,不能搞副业。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改革允许农民做原来不许做的事,大部分农民的实物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另一个例子是姚明。姚明的收入如何决定?首先是权利的界定:一个在中国培养的运动员能不能到国际上被别国雇佣?NBA要他,他能不能去?过去的体制是不允许的。上海体育部门和他达成一个收入分享协定,愿意让他出去。这一权利的界定就决定了姚明的收入。

陈兆丰卖官案很有价值,因为卖官是一个非法权利,非法权利通常只得卖很低的价钱,而陈兆丰共非法收受207334次所送人民币284万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非法权利能够卖这么大的价钱是重要现象。不管研究能不能跟上,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类事情不是个别现象。卖官鬻爵不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而是我们本土的。不过我们本土历史上的卖官鬻爵和今天存在很大差别。历史上通常是财政出了问题时才卖官,卖官获得的钱是归公的(当然那个时候的“公”是皇帝),今天卖官得到的钱归书记。其次,历史上卖的官多数情况是虚职,而今天卖的却是实权,买官是投资,拿到官位后再卖官回收,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破坏非常严重。这并不违背刚才说的产权决定收入的原则,而是因为权利界定中存在含糊的地方,或是法律界定和实际界定存在差别,或是界定以后监督、控制跟不上,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什么阶层、什么人,决定收入来源的第一条是权利的界定,第二条是市场供求。农民工收入低,有打工的权利很重要,但是还存在供应量很大的问题,这要随着经济发展慢慢消化。南方出现了民工荒,工厂就会提高工资,否则招不到好的工人。

当我们觉得收入分配出现很大问题,需要干预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如果说合法货币收入差异太大,我们的选择可以是调节合法货币收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合法货币所得的差异上,就会忽略经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其他问题。如果贸然采取调控措施,有时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导致实物工资的盛行。另一个选择就是解决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是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分配不公可能是收入差距大的一个原因,但是收入差异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姚明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别很大,能不能说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就限制这些差距呢?如果权利界定是合理的,市场供求使一些收入非常高,那也无可厚非。如果硬性去限制,会对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带来损害。

基尼系数的衡量还需要很多人继续研究,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收入分配的中心指标,因为基尼系数可以量出差异,但不能量出不公。现在社会真正反映强烈的不是收入差异而是分配不公。有些机会收入很高,但其他人不能分享,这才是问题所在。最突出的两个例子,一是行政权力,二是垄断部门。

平新乔:中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趋势与公共管理成本

平新乔教授从五个方面详细讨论了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并分析了地方财政的效率问题。

首先,地方公共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即预算内支出与预算外支出之和与本省本地区的GDP之比。在1994200310年中该比重从15.6%上升至21.0%,共上升了5.4个百分点。分省来看,公共支出占当地GDP比重高的省份大都集中在西部不发达地区。越是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沿海省份,公共支出占当地GDP比重反而低。

其次,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变化。全国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从1994年人均589元增加到2003年的2120元,10年间涨了3.6倍,这个增速很快,可以说是世界少有。当然,“人均地方财政公共开支”在省与省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差距在19942003年间并没有缩小。

第三,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全部预算支出的比重。尽管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的比率下降了,2005年为47.7%。但如果看支出结构,则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全部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

第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支出规模。按现有统计口径计算的预算外收入与支出,仅仅是地方政府预算以外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只是国家法律允许的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其中主要是行政事业收费与政府基金收入,没有包括非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2004年,全国预算外收入为4699亿元,其中行政事业收费为3208亿元,占2/3以上。这种行政性收费主要用于行政部门的正常维持,因为3134亿元行政事业收入费就直接作为“行政事业支出”而花掉了。

第五,土地财政的规模。土地出让收入则既不列入预算内,又未列入预算外管理。土地财政对于各地政府都有吸引力,但并不是每个省、市、县都有土地财政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招商引资。这也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方政府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财政行为:东部重土地,中部重收费,西部则是靠转移。

从各省出售土地的收入可以发现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最高的省份依次为:湖南(1177亿元)、江苏(1054亿元)、与浙江(1028亿元)。仅这三个省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就达3259亿元,接近于全国政府出售土地收入的一半。这表明,土地财政虽然规模很大,但分布很不均匀。政府支付给失地农民和居民的补偿金在出售土地收入中所占比率极低。对浙江省S县与Y市的调查显示该比率只有3%5%,。另外,考虑到地方会给省、中央上缴大约2%的批租收入,地方政府(县、市级)大约占用了出售土地收入的90%左右。

总起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在目前中国财政资源格局中并不处于“弱势”。如果我们将2004年地方政府手中的预算外收入4323亿元(地方占当年预算外收入的92.5%)与上述地方政府留用615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两者相加,其和为10474亿元。这已经接近于2004年地方预算内收入11893亿元的水平,相当于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88%。再加上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004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为30367亿元。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7894亿元的3.85倍,是2004年中国GDP总额159878亿元(普查后数字)的19%。我们并不否认不少地区尤其是一些农业产区的县、乡政府财政状态窘迫的事实,但从以上计算的结果看,中国地方政府总体说来没有“哭穷”的理由。

问题正在于,地方政府该有的财政收入没有拿到,不该有的财政收入可能自己悄悄发展出来了;该花的钱没有花,而不该由地方政府花的钱却大笔花出去了。这种财权(财政岁入权)与事权(支出权)的结构扭曲,才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品提供不足两现象并存的体制原因。因此,问题可能主要的不是“事权(支出权)”一方与作为另一方的“财权(收入权)”之间的总量不对称,而在于“事权”本身配置不当,在于“财权”本身的配置不当,才造成地方财政预算绩效的递减。

在过去10多年里,地方政府在规模膨胀的同时效率如何?“行政成本”可用GDP的“行政成本弹性”来度量。1996-2003这八年间行政支出增加了约1.92倍,同期GDP增加了近0.91倍,行政成本弹性是2.03。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就要上升2.03个百分点。中国以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扩张,不仅使GDP的自然能耗上升,而且使GDP的人力资本成本与组织成本也急剧上升。

下面以教育质量为例说明地方预算外支出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这里用师生比,即小学教职工与在校小学生的比例,来度量教育质量。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预算外收入增加时,地方政府提供教育的效率更低;预算外收入减少时,地方政府提供教育的效率更高。而预算内财政支出与教育质量是正相关。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增加时,地方政府修建公路的效率提高;而预算外收入减少时,地方政府修建公路的效率降低。这说明地方政府重视和招商引资有关系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其他基本公共品的投入则是有问题的。

(刘鎏、李旻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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