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3次报告会简报(2005年)

 发布日期:2005-11-5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  

1次报告会(2005423日)简报: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4681

2005年第24期(总第509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举办第一次报告会

2005423日下午两点半到六点二十分,“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李玲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教授分别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成本优势的变化中国经济过热的风险国际储备分析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以及30多家媒体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本文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

卢锋教授首先对“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进行了介绍。这个项目将侧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供求和价格、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等三方面问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这项工作考虑已久,得到林毅夫教授和中心其他领导重视和支持。项目背景是,中国经济绝对规模和增量规模在全球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社会各界对上述领域的分析性信息需要广度和强度增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很多老师在这些领域长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观点,在研究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CCER中国经济观察将不仅可以发挥经济中心的现有人力资源,在继续发展与公共部门和学术界交流沟通的同时,加强与企业界、金融实务部门以及地方发展决策部门的交流联系。这个项目将主要依托经济中心的研究人员,至少每个季度主办一次研究成果的报告会,对确定的重点研究问题进行持续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周其仁教授强调说,“CCER中国经济观察一旦开始,就要办十年,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信息平台。

宋国青教授分析了2005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宋教授认为,工业生产季增速创1995年以来最高记录,工业生产存在较严重的偏热,这个情况如果再持续几个季度,恐怕就是严重过热。通货膨胀方面出现反弹,尽管目前的M2增长率不支持4%以上的CPI通货膨胀率,但在真实利率偏低的情况下,如果不加以抑制,M2增长率有内生性冲高的倾向。投资环比增长率可能还在低位,但由于人民币真实汇率双重下降,贸易顺差猛烈增长。

哈继铭博士赞同宋教授对于经济过热的判断,同时强调,和去年上半年相比,这次经济过热中该涨得都涨了,不是结构性过热,而是全面过热,其政策含义很明显,如果说结构性过热需要用行政手段或者部门手段来调控的话,全面过热就需要用利率、汇率等总量的、宏观的手段进行调控。哈博士认为,分析通货膨胀不能只看CPI,因为CPI代表的消费行为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活动当中所占的比重只不过是50%多一点,而广义价格指数显示出的通胀压力要比CPI大得多。对于宏观调控的手段,哈博士认为,利率不是没用而是极为有用,人民币汇率没有被严重低估但汇率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美元可能会随之走强,这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李扬教授在正式演讲前对经济过热判断提出了疑问,因为中国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一直在节节下降,贷款增长率也在下降。李教授认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分析要考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监管政策具有货币政策效应。比如银行进行拨备时,对于抵押贷款拨备50%,对于一般贷款拨备100%,银行自然有发放抵押贷款的倾向。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政策也对货币供给产生重大影响,而这方面的要求在逐渐加强。至于未来的利率调整,情况也比较复杂,一个方向是接轨国际惯例、加大利率存贷差。李教授还介绍了国际储备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特别强调了国际储备作为国家财富的功能,现在国际储备可以交给私人机构进行管理,也可以投资股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依托他去年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企业调查访问素材,对成本变化的经济含义提出观察分析。以中集集团和比亚迪公司为案例,周教授指出,欧美公司、日本公司的优势在于独创性,而中国公司的优势就是成本优势。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改革过程中制度成本急剧降低。同时对于厂房、流水线的大量投资也导致了有关大批量制造的知识的快速积累。然而,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民工荒、民工维权意识加强导致工资上涨;能源价格提高;土地控制过于严格;环境保护费用增加;政府税费膨胀。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如何维持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华为等公司的反应是提升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一些公司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个应对策略是,加快银行、股市、土地市场等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

演讲结束后,参会者踊跃提问。六点二十分,“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在热烈的气氛中闭幕。

 

 

2次报告会(2005730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5052

2005年第43期(总第528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57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卢锋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分别就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防冷重于防热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中短期中国经济问题 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两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上半场讨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卢锋教授介绍了“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始于经济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心的领导和同仁希望借此推动CCER的进一步发展,并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该项目对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投资环境问题,国内外大宗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持续地观察、分析和探讨。项目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举行季度报告会,讨论当前宏观经济方面的主要问题,并向社会报告其内容和结论。二是约请宏观经济预测机构对基本的季度指标加以预测,目前已经有15家机构同意参加。这次有12家机构预测了2005年三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简单平均值是9.23%。有11家机构预测了三季度CPI的同比增长率,简单平均值是1.47%。

林毅夫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中国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很可能会再度出现通货紧缩;中国出现通货紧缩不像外国出现通货紧缩那么严重,经济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通货紧缩是一个表象,背后有很多问题,应该利用这次机会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使中国经济快速的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看法。

中国1998-2002年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产生了通货紧缩,虽然2003-2004年物价指数有所回升,但只是一个表象,通货紧缩背后原因并未消除。构成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16大类商品中,有10类价格指数自1998年至今持续下降,只有四类在2003年上涨了,包括金银珠宝、印刷品、食品和燃料。其中金银珠宝价格上涨是因为1998年以来利率太低,不少居民改持金银珠宝保值造成。印刷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小,而且在价格指数中所占比重非常小,所以影响不大。比较有影响的两类是食品和燃料。食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生产,农产品生产供不应求造成了价格上涨。燃料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城市里尤其夏天对于电力的需求非常多,二是2003年后对于高耗能行业投资增大,对电力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2004年价格上涨商品增加了饮料和建材两类。饮料价格上涨是因为饮料以农产品作为原料,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所造成。建材价格上涨是因为2003年以来投资热造成了建材需求增加。燃料能源作为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应该会传导到其它产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传导机制,原因在于供大于求的情形没有根本改变。在今年下半年,金银珠宝和印刷品的价格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但由于所占比重小影响不大。农产品产量连续两年增加,所以今年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会下降,上游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还会造成下游饮料价格的下降。建材价格一定会下降,一方面由于宏观调控,投资增长有所降低;另一方面2003-2004年投资的那部分建材行业转变成生产能力,而需求没有供给增加得快。燃料价格,即使仍然上涨较多,但独木不成林。总体上,今年下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价格指数将会下降到出现负数,即出现通货紧缩。

国外如果出现通货紧缩,国民经济一定会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产生就业等很多问题,但中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通货紧缩的背后机制不同。国外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产生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中国出现通货紧缩是由于前一轮投资过热,生产能力比需求增加快,形成过剩生产能力,造成价格下降。其中没有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增长基本上不变。今年上半年城市和农村收入增长很快,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预计今年和明年的消费增长略高于7%。投资方面虽然会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但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中国处于工业化早期,产业升级的机会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空间大;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高。预计今年的投资增长可以达到20%,明年投资增长至少15%。如果今年的消费增长7%,投资增长20%,那么经济将增长9%。明年消费增长7%,投资增长15%,预计经济可增长8%。因此,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很有信心。

解决通货紧缩应当避免“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尤其是对投资、贷款发放应审慎。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和新增贷款都集中在6月份,应该避免用贷款启动市场,形成新的过剩生产能力。应对通货紧缩的对策是要启动农村需求,收入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限制了农村消费。应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投资一些和生活、商业流通、文化有关的基础设施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启动农村已有的购买力,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增加农民消费需求。

最近人民币汇率有了新的变化,升值2%,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政策,并且参考一揽子货币。能否使人民币汇率不再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打消货币投机的压力。2002年以来,热钱投机人民币升值,有政治和商业两方面原因。政治层面压力是没有经济根据的,因为中国和美国生产的是不同类的产品,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会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就业问题。商业上的投机也是没有经济基础的。从1996年以来的贸易顺差来看,投机人民币贬值时,贸易顺差较大,而投机升值时,贸易顺差较小。同时,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也是逐年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热钱投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亚金融危机泡沫破灭以后缺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经验,只要国际上施加政治压力货币必定会升值。但由于中国现在的汇率低估只有2-3%,不会超过5%。如果在此情况下升值15-20%,对中国经济必然不利,对美国也是不利的。美国现在没有大选压力,不会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账户不开放,投机人民币的交易成本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中国政府和美国、日本和欧盟达成共识,人民币投机的压力就会打消,人民币就会恢复94年以来有管理的浮动制度,根据当年的状况每年进行1-2%的升值。

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研究员讨论了经济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今年以来对经济趋势的讨论出现防热和防冷两种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原因在于大家所依据的数据不同。主张防热的人会提到投资增长了25%,跟去年相比只有两三个百分点的差别;消费也比去年高很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8个百分点;出口的增长和去年差不多。主张防冷的人会谈到CPI走低,5月份CPI增长1.8%,6月份只有1.6%;企业效益不好,下游产业亏损;M1和M2之间有4个百分点的差距,表明流通中的货币在转为定期存款,货币从经济中退出。经济不会既热又冷,因此对以上数据的解释是,今年上半年需求仍然在高水平上增长,但供给增长的速度比需求增长的还要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放缓,但企业的效益变差。如果上述判断成立,估计下半年经济可以保证9.5%的增长速度,明年会低大约一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结构来分析,先看投资。这一轮的投资始于2003年,主要是对重工业的投资。投资的规律是开始进行土建,后面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根据经验,对重工业的投资,土建和设备占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0%和40%。重工业建设周期大概是五年,今年恰是在这个周期中期阶段,之后主要是安装设备。今年投资增长了25%,那么明年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在25%的三分之二即18%左右,投资占了一半以上的GDP增长速度,因而明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接近9%。再看消费,中国的农村消费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上一年农民的收入增加,下一年消费市场的环境就好。去年是农村消费增长的一个高峰,比往年消费增长要高2.6个百分点,因为去年农村政策好,天又帮忙,人也努力,出现了量价齐涨的情况,农民增收。今年农产品产量继续增加,但价格会下降,由此估计农民的纯收入增长是5%,低于去年。相应的,消费市场会受到影响,如果今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幅在12%以上,那么明年应该在10%左右。最后看出口。一是世界经济的问题,去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高峰,全球增长了5.1%,但今年日本经济突然减速,欧盟受到内需不足和油价上涨的困扰,美国摆脱不了双赤字,而且又在不断加息,具有紧缩作用。所以,对世界经济的预测都在不断调低。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要受影响。明年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情况都会比今年差一些,所以估计明年的增长率是8.5%。

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过剩问题。就经济态势而言,今年保九,明年保八,都不会有问题,经济出现问题将会在2007年,因为2007年是本轮投资高峰的终点,那时会投放大量的生产能力。虽然今年四季度就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货紧缩,但发生生产过剩还是要到2007年。

本轮投资规模非常大。如果2002到2007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是20%的话,那么这一轮投资的总额是35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等于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两年的总和,是从1986到2002年这16年投资的总和。另一个重要情况是投资的主体发生变化。以往的投资,包括1992年那次投资高潮都是国有部门为主体的。但这一次不同,2004年投资的65%是非国有部门投入的。今年上半年非国有部门投资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1%。国有单位的投入产出比远远低于非国有部门,所以投资主体的变化必然会造成投入产出比大大提高。总量很大,投入产出比又很高,那么这次释放出的生产能力将会非常大。现在已经有了生产过剩的征兆,比如今年初钢材价格下跌20%,水泥价格也在下降,许多生产水泥和电解铝的企业在亏损和微利的边缘。煤炭产量去年增加了2亿吨,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2亿吨,需求只有1.8亿吨,所以煤炭紧张的局面在今年可能出现全面缓解,并有略微的过剩。现在唯一紧张的是电力。但是在建的发电能力很大,到2010年时我们的发电能力将是世界第一,那时会有些过剩。

90年代初,工业品已经是全面过剩。因为这一轮汽车和住宅消费才拉起来了对钢材、水泥、电解铝的需要。但是投资本身又大量消耗基础材料,比如,对钢材需求密度最大的就是钢铁工业本身。投资基础材料造成为了解决短缺而增加短缺的现象。如果投资高峰过去了,就什么也不短缺了。这一次是非国有部门作为投资主体,而且有数据说非国有部门贷款的比重是42%,那么有将近3万亿贷款给了非国有企业。过去国有部门投资效益不高,但国有的体制会把问题盖起来。现在如果非国有企业投资出了问题,还不了款,如果倒闭,就增加银行的坏帐,就可能通过银行体系使生产过剩向全社会蔓延,这正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所发生的生产过剩危机。所以,现在把问题说得严重一点,有助于早一点想到怎么去对付这些问题。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收入的差距导致了相对过剩。但解决收入差距绝非一两天的事情,而两年后就要面对过剩的问题,缓不济急。出口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不同意现在提升汇率。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成熟条件是大体上改善了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了从投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变的趋势。近期的汇率调整有些不恰当,但如果是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也没有办法。如果继续调整汇率就有问题了。关于升值对中国有利的说法,王建表示不同意。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演讲的题目是“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他首先介绍利用大型宏观模型进行预测的结果,今年第二季度GDP和CPI变化率的实际值分别是9.5%和2.1%,模型的预测值是9.8%和2.1%。对第三季度的预测分别是10.07%和-0.89%,对第四季度的预测分别为8.06%和-0.62%。第二季度GDP的预测值较实际值高,而且预测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是通货紧缩,同时经济增长很高。

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并存,似乎难以判断经济走势。目前对宏观经济的争论也集中在经济是趋冷还是趋热,并由此派生了调控是否适当的问题。判断经济走势的主要依据是价格指数变动为主呢,还是以生产和投资增长为主呢?袁钢明认为应以价格指数变动为主。

近期的主要经济现象是各类价格都在下落。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大幅度下落,从3月的3.9%下降到6月的1.6%。这种价格下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因为年初的预测还是4%,现在已经在2%以下,这个变化一定会对经济态势造成损伤性影响。但也有另一种意见,认为调控的目标就是要把它降到2%以下,因而目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是紧缩过度的不良后果,是意料之外的。最近几个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下落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落造成的。这可以从粮食和食品的价格和消费价格总指数的关系中得出,甚至可以说,粮食、食品价格涨落支配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动。不仅如此,粮食和食品的价格还支配了零售价格指数的涨落。到2005年6月,各种物价指数情况分别是:消费物价指数为1.6%,其中,粮食价格,-1.1%,食品价格2.1%。零售商品价格指数0.5%,其中,粮食价格-1%,食品价格2.3%。非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下落到0.9%。有一种说法认为,虽然现在最终消费品的价格在下降,但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将最终抬高消费品的价格。我们的观点是消费价格、工业品生活资料价格先行下落,引动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原材料价格下落。目前,主要投资品、工业品价格已经由涨转落,房地产过热也在降温。最后,价格下降造成了工业企业效益下降。近期企业的销售收入基本不变,但利润下降很快,这显然是由于价格变化造成的。同时,产成品资金增速下落。如果销售收入增长,这个现象往往表明销售顺畅。现在销售收入变化不大,这表明企业的资金紧张,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惜售,无力等待价格上涨再卖出。

从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来看,M1和M2从04年初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5%。贷款增幅的下降较货币更大。这种压缩需求的做法使GDP和CPI过低,而失业率高,对经济影响不利。6月份一个有趣的变化是M2的增幅由年初的13%,14%增加到6月份的15.67%,表明央行可能采取了放松措施,但这点放松是于事无补的。估计货币贷款可能会进一步放松。现在的情形是其他指标都很好,就是价格有问题。即使现在生产很高,价格指数全面下落,经济也一定会往下走。目前的价格水平已经落入通货紧缩警戒区,值得注意。

 

(工作人员依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2次报告会(2005730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5053

2005年第44期(总第529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57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卢锋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分别就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防冷重于防热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中短期中国经济问题和“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两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下半场的主要内容。

宋国青教授作了题为“防冷重于防热”的精彩演讲,讲解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下半年经济走势。

根据统计数据,今年我国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5%CPI增长率为1.7%,货物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1%16%。对此,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些数据的大部分与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就CPI来说,现在的情况与去年底的预测以及根据今年一季度情况所作的预测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国内的情况和预测很一致,预测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由于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原来预测的要高。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上宋国青教授曾经提出过总需求U形反转,他认为现在看来这个反转在2季度又在往回反了,而这个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贸易顺差在月环比意义上的剧烈变化。因为美元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度贬值,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猛烈增长,使总需求回升;但是美元在今年以来呈现出升值态势,中国的贸易顺差自3月份开始趋于平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减弱。

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度量数据,052季度的主要宏观指标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但是,宋国青教授认为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济活动指标的比较异常的表现引起的,是所谓“基数问题”,并不表示现在的情况是高增长低通胀。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同比增长率数据及其变化会引起很大的误解。

部分由于03年的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部分由于044月份开始了一轮猛烈的宏观调控,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比较剧烈。具体结果是,在042季度,生产水平、投资水平和贸易顺差水平相对较低,货币数量增长极慢,而价格上升较快。这些情况使得052季度的同比增长率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生产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比较高甚至特别高,货币增长率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下降。

宋国青教授给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7月份工作了20天,6月份工作了30天,结果是7月份的收入比6月份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对的。但出租车司机又说,他6月份的收入与去年6月份持平,而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7月份增长了一倍。这两组数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去年7月份他只干了10天,导致今年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大幅度增长。这就是同比增长率的“基数效应”。对于这样的情况,同比增长率的高低及其变化对于反映当前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说的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母是去年的数,分母小也可以引起比值高。

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的特中之特。04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记录为逆差68亿美元,占GDP-1.0%05年上半年实现了398亿美元的顺差,占GDP4.8%。一里一外,货物贸易顺差的增量为46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上升了5.8%。按名义额计算,顺差增量占GDP增量的44.7%;按可比价格计算,顺差增量对GDP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

按照现在的情况,宋国青教授预测05年全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将达到1112亿美元,而去年仅为320亿美元。按照这个宋教授认为可能偏于保守的预测,今年的贸易顺差将比去年增加近800亿美元,或2.5倍。其实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在经季节调整以后已经达到了520亿美元。上半年的实际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亿美元,但其中包含季节性因素。在现在的情况下,上半年的贸易顺差相对比较小而下半年比较大,如去年上半年是逆差68亿美元,下半年是顺差388亿美元。所谓季节调整,就是对一年中因为季节因素引起的偏低的部分增加一些,而对偏高的部分减去一些。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增加将对国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中国经济上一次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发生在93年,后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从94年开始顺差节节上升。在中国顺差从93年到97年上升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亚洲金融危机。宋教授一直认为,1993至97年间我国贸易顺差加大与亚洲金融危机应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实施宏观调控以抑制国内需求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最终将引发诸如汇率调整和贸易摩擦等形式的国际调整,回过头来再抑制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些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就可能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以,一个大国由贸易顺差猛增带动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危险的因素。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国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由于东南亚基本放弃了固定汇率,就通过本币贬值来保持平衡。过去一段时期日元对美元因此对人民币的贬值就是一个例子。更进一步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一个结果是人民币对于非挂钩货币的升值,这是通过美元的升值实现的。对于挂钩货币来说,汇率无法自动调整,结果可能是更多的贸易摩擦。

期望贸易顺差持续高速增长是靠不住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甚至在短期内都是不现实的。虽然在同比的意义上二季度贸易顺差很大,但是这也是“基数效应”。剔除季节因素后,2季度的顺差和一季度大致持平,虽然以后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继续大幅度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所以,如何启动国内需求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是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名义增长14.7%,实际增长9.5%,GDP隐含价格指数上涨4.7% 。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内需实际增长仅为3.5%,而仅国内消费实际增长一项对内需增长的贡献已达3-4%左右。如果假定GDP、货物贸易以及消费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实际投资的增长率差不多是零。如果国内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20%左右,加上名义总消费的增长可能超过10%,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这里说的投资是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后者是指存货的增加。如果其他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基本可靠,结果就是存货投资大幅度下降。因为绝对数太大,单用存货变化很难解释。

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各种统计和估计误差,包括GDP和贸易以及消费的统计都可能有一定误差。统计部门对这些误差在作全年平衡时会加以部分调整。不过,从不同数据历史稳定性和可能误差等角度分析,结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数据,宋教授更倾向于“国内实际投资同比增长率很低”这一看法,认为各大项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可能包含相对更大的误差。这样的话,依据上半年和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来估计目前的总需求情况就可能产生很大偏差,何况同比增长率数据本身就有“基数效应”,去年2季度的投资数据相对比较小。

对短期预测来说,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有更重要的意义。6月份的投资比起前几个月来究竟如何,现在很难估计。宋教授对这一点不愿意轻下判断,认为不排除6月份的投资在环比的意义上增幅比较大的可能。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为16.5%,6月份同比增长16.8%。如前所述,这样的高增长是由基数效应引起的,不反映当前的情况。当前的情况要通过观察最近几个月的月度变化情况才能看出来。在考虑月度变化情况时,对有关数据作季节调整是很重要的。对此,宋国青教授的计算和估计结果是,6月份比3月份增长了2.9%,折年增长率为12.0%,其中6月比5月增长0.9%,折年增长率为11.8%。这样的增长率对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从过去的情况看,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的总需求可以说是达到了通货紧缩的“警戒线”。如果这一状况继续,则到明年2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就会达到8%左右。

宋国青教授强调,8%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企业的成本来不及调整,将导致利润的猛烈下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伴随着价格的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企业利润面临着双重的下降压力,这导致企业利润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弹性在边际上大约为10倍左右。利润在短时期内的过于猛烈的下滑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增加以及银行“惜贷”等一系列问题。

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表现良好,折合年率大约3%,另外6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季节调整后与上月基本持平。宋国青教授认为,目前的CPI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是基数效应,因为去年2季度的CPI比较高并且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不过,他认为上下游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上下游价格传导”并不成立。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以控制总需求,将CPI的涨幅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这里只有“预测误差”问题导致的短期波动,没有必然的通货膨胀率周期。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调控”的周年效应,就是基数效应。目前M2的环比增长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唯一的疑虑来自于当前货币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贷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货币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汇储备增加,在结构上是否与增加贷款等效,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国青教授坦言,现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确实存在总需求走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若大家都“看低”经济走势,会引起当局的重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如此更有可能避免经济步入紧缩的轨道。在当前很多方面不确定性较大,特别是国内投资增长“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对问题加以足够关注,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不甚理想的局面。

总而言之,宋国青教授坚持认为不存在出现中长期通货紧缩的必然原因;短期内可能由于政策调控不当而出现暂时的总需求疲软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说本来要防冷弄成防热,但还是相信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汇率手段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因此宋教授建议“总需求宁强勿弱”。从汇率方面考虑,这一点更为重要。如果下一步决策层认为有必要再调汇率,先行增强内需以抵消汇率变化对贸易因而总需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包括房价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含义,但处理所有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仍然要尊重经济规律。在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治含义和房价中的政治含义,其次用历史经验上的几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对于处理今天的房价问题进行借鉴,然后从制度变量看待房地产市场,最后点评了近期广东省出台的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土地供给机制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2005年在3月份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4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511日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把房价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从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出房价走势明显受到政策影响。国务院政策出台后,房价从今年初高速上涨转为变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样减缓。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在经济上的严重性远远不如政治性严重。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房价猛跌、出现负资产族和银行危机的危险,对此要认真分析。房价会跌,但房子依然还在;负资产族仍然有现金流可以维持生活;银行出现危机在于没能谨慎地审查贷款,是银行自身的问题,与房价大起大落无关。“泡沫”这个术语只是对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的描述和比喻,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资产市价变化起落的推测能力和解释能力因此不适合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房价收入比是以现在的收入购买一套房所需的时间。如果房价持续上升,收入上升较慢,这个年限就会变长甚至遥遥无期。其中的政治含义在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布局,如上海出现的“分圈”现象,不少本地居民居住在城市外圈。虽然世界都会城市里本土居民比例都不高,然而中国问题在于发生这一现象的时间很短,因而难以接受。住房自有率对于社会稳定、犯罪率、社会文明程度有影响,中国的自有住房率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为80%,农村为100%。问题在于在房价持续增长,新增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会怎样。关于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暴利的问题,值得考虑的是,如果获取的暴利是合法的,那说明国民经济中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降低合法暴利应该讨论市场准入的问题。炒房的数据从数量和资金上都非常高,《纽约时报》报道,上海1/6高级住宅没人住,北京1/4,深圳1/3,未来几年还会大幅增长。传统的观念认为买了是为了用,但市场经济下会出现买是为了卖。投机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别,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备受关注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市场上有购买力表达的房地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需求上看,包括开放环境下跨国、跨地区的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住房的需求,投资保值的需求,银行将其巨额储蓄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需求。从供给上看,包括银行融资的供给和供地不足。需求曲线是倾斜的,如果供不应求,先满足的一定是高端需求。从数据看,土地开发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具有反向关系。

历史上菜猪粮烟都曾经是政治问题。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当收入差别表现为对某些商品的购买能力差别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具有政治性;收入差别和购买力差别越大,问题的政治含义就越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是,在处理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单纯依赖经济规律;但是,在运用非价格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尽可能给市场留下空间和时间,使供给的竞争可以逐步满足各个层次的市场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减弱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实施短期调控政策的时候要兼顾长期影响。

我国现存房地产尚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从制度变量上看有金融服务体系和供地机制两点问题。目前供地以政府征地批租为主,农地直接入市似乎存在,但是没有法律地位,交易成本很高。政府卖地和农民卖地的区别在于,政府的集中供地模式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不入私人有效,如果房价带动地价上涨,供地就会增加,就会满足房地产的最终需求。

广东省新近出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今年101日起开始实施,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出让、出租、转让使用权,但是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同地应该同权,不过即便如此,广东省的做法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为满足土地供给各个需求层次做出了贡献,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以便推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建立

 

(工作人员依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3次报告会(20051029日)简报之一: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5660

2005年第62期(总第547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2005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一

200510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李玲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博士、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平新乔教授、林毅夫教授分别就“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拓展内需 提升消费”、“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演变”、“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行为”、“解读‘十一五’规划建议”等主题进行了演讲,未能到会的宋国青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还发布了对第四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朗润预测”的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宋国青教授、梁红博士发言内容。

宋国青:通货紧缩阴云散去,汇率调整机会再来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提交了题为《通货紧缩阴云散去,汇率调整机会再来》书面发言。发言首先说明货币供应量是预测通货膨胀率的最佳指标,然后提出通货紧缩阴云散去为升值提供了良机。

今年第二季度CPI同比迅速下降,还有其他一些指标包括房地产成交量以及钢材价格的变化等也快速走低,不少研究者认为通货紧缩将要出现。从纯预测的意义上看,这样的看法本来是不对的,但对于促使政策调整的作用则是相当大的。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歪打正着意思。在这点上,宋国青教授强调指出,中国根本不存在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通货紧缩的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原因。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原因。日本出现过很长时间的通货紧缩,一个重要原因是见了手术刀就换医生,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手术。

对于CPI趋势的不同看法反映的是不同的预测方法。对于CPI的预测方法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用简单的自回归模型也就是根据“惯性”来预测。2004年的CPI比上年上升了3.9%。按照以往的年度数据,用这类方法可以预测2005年的CPI涨幅约为3.0%。根据月度数据预测的结果会低一些或者低很多,取决于月度数据的时间跨度和模型的具体设置。第二类方法是上游产品价格的快速上升将会传导到下游产品,引起下游产品价格的较高涨幅。依据这个看法对2005年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是3.0%左右甚至4.0%。这种对CPI的较高预测在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4月份期间很有影响。宋国青教授采用的方法属于第三类,即主要基于M2增长情况。宋国青教授认为,M2CPI通货膨胀的预测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只根据M2一个指标来预测短期的通货膨胀率,达不到90分也能达到60分。宋国青教授在年初对05年全年CPI涨幅的预测是1.8%(《证券市场周刊》),在去年11月的预测是1.6%(招商证券报告)。现在看来,全年的CPI涨幅将达到1.9%,上下误差很难超过0.1个百分点。针对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的看法,宋国青教授在4月底5月初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货币是王”的文章,强调货币的作用。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写上句号了。预测CPI的第四类方法是与货币为王假设不相同的,是生产能力过剩导致通货紧缩观点。

关于货币为王的一个小的疑问是,在贷款增长率比较低而外汇储备占款增长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货币的功效是否会受到影响。这里考虑的是货币供给的结构问题。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给出答案,但是疑问并不大。即使假定通过央行购买外汇形成的货币与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形成的货币对于总需求的决定有点差异,能够想象的差异也是相当小的。九月末的M2在剔除季节因素后按年率算比六月末上升了19.7%。在这样的增长率面前,考虑总需求增长率变化的方向,贷款增长率与货币增长率的差异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只看M2就够了。

2005年以来货币M2的增长面临两种威胁。在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报告以后,尤其是受到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假设的影响,很多分析认为还要继续控制总需求。特别是,在这以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关于房地产问题的讨论日益热烈,导致了一些抑制房地产需求政策的出台。在一段时间里,房地产成交量猛烈下降。这是第一种威胁。2004年,美元一直在贬值,尤其4季度猛烈贬值,构成了推动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猛烈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是进入2005年,美元汇率开始上升,7月份人民币也有小幅升值,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有了相当大幅度的上升,形成了对于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的抑制因素。事实上,2季度以来,剔除季节因素后贸易顺差的环比增长率是很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猛烈压制国内投资尤其房地产投资,将M2的增长率再打回去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是第二种威胁。

不过用不着过分担心。压几个月就会出毛病,形势比人强,压制的政策来的有多快去的就会有多快。所以宋国青教授只是担心会出现几个月的通货紧缩。从过去三个月的M2增长情况看,通货紧缩阴云在变成降水之前就消散了。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阴云的话,那是禽流感。

通货紧缩阴云散去使得人民币升值再次面临好机会。2005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将接近6%,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口径将超过7%,而外汇储备增量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左右。要将这些比例逐个压到零左右,须有内需的大幅度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培育内需尤其投资需求非常重要。

税收的调整对于刺激消费需求有一定作用,但是相对于需要增加的内需而言远远不够,增加投资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比较强的内需尤其投资需求是较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必要准备。在2002年底到2004年初的两年时间里,调整汇率的机会一直都很好,现在这样的机会再次来临。如果下定决心坚决不调汇率也不通过其他方式抑制外汇储备增量,现在倒是需要考虑控制总需求了。

梁红: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如果中国经济有问题,问题会出在汇率上。这是梁红女士的基本看法。

GDP增长率来看,没有减慢的迹象,学界讨论很多的软着陆或硬着陆都没有出现。但如果从内需占总需求的比例来看,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从去年一季度高于100%降到今年一季度40%,自此以后就开始触底回升。这个回升是大量贸易顺差向内需传导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是一年,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很多专家担心的通货紧缩,反而有轻微的通胀压力。

企业利润率回升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的例证。关于企业利润率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目前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超过CPI将会造成企业利润被挤压。但这样的看法得不到历史数据的支持。即使不考虑油、煤、矿产等上游产业而只考虑下游产业,“PPICPI之差”和“利润率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个分析结果也基本不变。这说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更多地受到宏观因素和总需求的影响。当总需求增加时,企业利润率明显增加,而不必从供给方面担心中国经济。

第三季度统计数据公布后,高盛公司上调了GDP增长的预测(今年9.4%、明年9%)。上调预测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但更重要原因是政策取向发生根本变化。去年四月中国经济过热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普遍认为主要问题是内需,尤其投资过热,而外需和FDI正常,政策导向是紧缩和控制投资。目前对于汇率调整的基本判断发生根本性变化,开始紧缩外需、刺激内需,比如放松货币政策、调整税收政策、转变房地产政策取向等,在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剩下的争论是应该早调还是晚调、应该快调还是慢调。

人民币升值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人民币本身有升值压力。中国经济过去五年发展很好,未来五年预期很好,经济增长带来升值压力。二是美元自身有贬值压力。近年欧、日经济也不景气,但欧元升值50%,这是因为美元自身有问题。两方面都是中长期因素,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是短期或临时性问题,并不是挺过一天、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一半,但三年内汇率升值15-16%,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说明升值也不是不可以承受的。日本经济80年代的问题主要因为60-70年代没有升值。

如果把经常项目赤字作为衡量标准,1985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例大约3.5%,当时美元加权汇率贬值38%才纠正了其贸易赤字。今天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6.5%。即使全世界其他国家允许美国有3%的经常项目赤字,仍需要调3%。如果参照历史数据,美元至少需要贬值30%。而美元到今天为止仅仅贬值了12%,主要是欧元、加币和一些小国货币的升值。

人民币不但没有升值,还跟着美元从2002年开始一起贬值。一进一出产生了很大差别,2003年我们估计人民币低估了15%,现在保守的估计也有20%。一个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剧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达到了大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外汇储备是中国人借给美国人的坏债,美国需要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中国必须不断为美国提供融资才能维持这个体系的运作。而且随着油价、金价快速上涨,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了巨大的侵蚀。和2002年相比,外汇储备翻了快两倍,但是用2002年的油价和金价计算,外汇储备仅增长了50-60%,剩下的是已经损失了的国民财富。

汇率低估的另一个后果是过度依赖外需。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尚可以给中国经济留出足够时间调整不均衡,逐渐减少外需和增加内需。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快速下落,中国作为一个本可以不依赖于美国就可以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尽管中国对油的依赖度很低,但是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经济把欧洲经济拉下去,那么中国的外需从哪里来?

在政策取向发生根本变化后,需要考虑的是汇率调整后的问题。短期内,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当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必需的,对企业的减税、两税合并、增值税改革都是支持内需的积极做法。此外对于投资的看法,包括对房地产投资的看法,都需要进一步改变。如果没有投资的快速增长,不可能有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与投资相关的是融资,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银行的改革。从长期的角度,需要考虑如何启动农村消费的问题,以及如何让农民分享土地升值。

需要提醒的是,在实施汇率调整和支持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时,要避免产生新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快,投资回报率比美国高,风险也比美国高,但中国现在的长期利率由于基础货币大量投放而大幅度地低于美国。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经济结构会产生很大的扭曲。

(刘鎏、郭己任整理  唐杰修订)

 

 

3次报告会(20051029日)简报之二: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5661

2005年第63期(总第548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5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510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内容,本期报道张曙光、卢锋两位教授发言内容。

张曙光:拓展内需 提升消费

张曙光教授的演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问题以及原因、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内外经济的关系。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着外需过旺、内需不足;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二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高投资,高消耗。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从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来着手。这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超过居民人均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从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看,19951996年所占比例最低,这两年财政收入占GDP10.2%,财政支出占GDP11.7%;到2004年财政收入提高到GDP19.3%,财政支出提高到GDP20.7%,所占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税收的增长,税收来源于居民和企业,这对经济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如果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财政支出来自财政收入,而国家经济建设的支出又主要投入到国有企业,所以这个紧缩实际上是对非国有企业的紧缩,而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扩张。

调整政府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减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应该尽快在全国推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也是一个好事,但是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多,而忽略了个人所得税中的扣除问题。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为单位征税。例如,对于一个双职工没有人口需要抚养的家庭,和另一个是双职工但要抚养两三个人的家庭,这两个家庭的人均税收负担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而只在起征点是1500还是1600的问题上吵了个不亦乐乎?因为按家庭人均税收负担征税会大大增加政府的工作量,所以才出现当前的问题。

其次要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而不是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廉租屋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以最近讨论的医疗改革失败为例,有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我不这样认为。医疗改革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该承担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这才是问题的原因所在。又如,尽管这几年教育经费可能增长的很快,但是教育经费主要增长在高等教育方面,而基础教育的投入过低。基础教育中由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仅占总支出的2%,地方省市占11%,其它全部是县乡两级支出,而百分之六七十地方的县乡两级财政是赤字,所以所谓的义务教育的经费实际上还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都会稳定,消费就会增长起来。

当前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三项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政府的行政经费支出。以2003年的统计数据看,政府经济建设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0%多,虽然这个比例在近年来有所降低,但它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政府主导的色彩还非常浓,政府主导的成分需要进一步减少。2003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支出的26.2%,政府行政经费支出占19%。从1995年到2003年,社会文教支出在总支出比例中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而行政经费在总支比例中上升了4.4个百分点。2004年和2005年情况一样,这说明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依然是扭曲的。

最后,需要调整内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要改变现行的片面重视经济增长、引进外资的政策以及对外贸易失衡的局面,另外一方面是要让国人增加收入,积累财富。这几年内外经济严重失衡,今年的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明年可能达到1160亿到1200亿美元,但是对外贸易的增长只带来GDP的增长而没有带来没有福利的增加,原因是国内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廉,外资和外贸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造成了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负担,也增加了环境成本。每年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的积累实际上给它国使用了,相当于中国每年对外资补贴10000亿人民币。虽然历史证明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家发展的初期适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长期实施都会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向外资开放的同时也应该向内资民营企业开放。外资企业投资国内的金融业有着丰厚的回报。以汇丰银行参股交通银行为例,据交行今年上半年年报披露,交行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税前利润68.84亿元,按此估计汇丰银行可以分得20亿元收入,汇丰银行的投资五年就可以收回。但是目前政府却对内资民营金融机构采取限制态度,例如政府拒绝新设内资民营银行。民营企业不怕外资竞争,就怕政策管制。如果不支持民营企业,开放以后就难以形成对于外资的竞争实力。总之,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应该同时推进,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卢锋: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演变

长期经济增长背景下,依据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一国货币实际汇率会表现出升值趋势。但是1979年以来有关我国估测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以及对13个主要OECD国家加权实际汇率,在1980年代有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90年代这个下降趋势发生改变,但也没有持续升值。这就提出三个问题:中国8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为什么人民币实际汇率在上世纪80年代会持续下降?90年代为什么会有一个趋势的改变?近来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失衡压力?现存理论和观点还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这三个问题。卢锋教授讲演简略系统考察了这三个问题。

理论分析认为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追赶对实际汇率具有最重要解释意义。卢锋教授首先以最具可贸易性的制造业作为可贸易品部门的代表,观察1979年至2004年有关数据,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基本走势是:80年代前后增长得很慢,9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比较快,特别是过去10年前后增长更快。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发达国家比较,在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这一情况到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前后发生稳定快速的相对增长。如果把工资增长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扣除掉,来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在80年代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幅度更大,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也有较快正增长。综合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情况,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对增长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比较快时,贬值趋势发生了变化。

那么为什么80年代人民币持续的贬值?过去几年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么快,但为什么实际汇率还没有持续升值呢?卢锋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汇率实际上是高估的,在80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化汇率高估的这个压力。对此我国改革大致采取了两步骤进程。首先利用双重汇率、出口补贴等形式,使计划时期体制设计所暗含的汇率高估问题明显化和外在化,然后在推进和配合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进程中,改变这些扭曲形态影响,这一改革过程客观上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贬值。

近几年汇率还没有升值的原因可以分两段考虑,第一段是1998年到2002年,主要是内外部短期特殊因素导致的。内部因素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意味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其他条件给定时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还有一个是外部的经济危机影响,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通过短期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贬值压力。这两方面短期因素影响,暂时屏蔽了因为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作用。

2002/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随着新一轮宏观景气形成和加强,一般物价逐步回升。从外部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开始烟消云散,爆发危机国家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局面得到改观。内外经济环境变动,使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强劲增长派生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表现为实际汇率均衡水平升值趋势,需要名义汇率适当地升值或物价适当上涨来体现或释放。然而受种种复杂原因影响,到今年7/21汇改政策之前,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未能较快改变,同时采取强势宏观调控措施,实际汇率升值压力未能得到较好释放,形成目前明显低估失衡问题。

无论从理论和经验看,有理由推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追赶,会派生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升值趋势。卢锋教授认为,这个分析结论在逻辑上可以事先给出三种未来检验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有幸言中”: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并且人民币实际汇率较大幅度升值。第二种是“经验证伪”: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较大幅度升值。最后一个是“不幸言中”:中国经济成长严重受挫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显著升值。

卢锋教授最后强调指出,人民币升值趋势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客观要求,也是将来经济持续成长的前提条件。在政策面上,需要调整我国汇率制度和宏观调控政策,对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给以呼应和配合,因而“7.21”汇改是一个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事件。如果相关政策组合作用在客观上不让实际汇率升值,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周东海、刘鎏整理  唐杰修订)

 

 

3次报告会(20051029日)简报之三: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5662

2005年第64期(总第549期)
“CCER
中国经济观察”2005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510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平新乔、林毅夫两位教授的发言。

平新乔: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行为

平新乔教授讨论了政府的预算外财政和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两个问题。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行为转变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目前12万亿元左右的GDP中,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由政府所支配。2004年的税收收入是2.5万亿,这属于预算内资金,还有一块预算外财政,据平新乔教授估计大概为8000多亿元,还有既不在预算内又不在预算外的8000亿左右非预算资金。所以地方政府有总计1.6万亿左右的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加上税收收入,大概有四万亿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怎么把这一块资源用好,和我们国家增长方式的转变很有关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预算外的财力又达到了预算内规模的一半左右。2004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大概一万六千亿,除此以外,还有八千亿左右预算外支出是由地方自己解决的。

预算外财政规模的扩张在中国有其刚性,数据表明,预算外支出和预算外收入基本上是平衡的,1996年以后预算外收支的规模有一个下降,以后又上升起来,到2003年达到现在的规模。这是总的趋势。

预算外财政对我们国家的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地方预算内财政并未起到本应具有的改善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功能,而地方预算外财政与非预算财政则显著扩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002年各省预算内财政的差距比1998年略有减小,而预算外支出的差距在扩大,各地之间教育基金、公路基金等各种基金规模的差距比预算外支出的差距还要大。

预算外支出主要用于招商引资等和工业有关的支出,而预算内财政主要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有关。目前,我们的教育、卫生、环保等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但是工业发展、招商引资的投入猛增。对支农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政府公共事业支出等领域的分析表明:(1)目前的教育主要靠预算内而不是靠预算外财政解决;(2)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预算外支农支出减少;乡村规模越大,预算内支农支出减少,预算内支农资金有规模效应,而预算外支出没有;政府对预算外资金有机动权,可以比较主动的对自然灾害做出反应;(3)预算外的道路交通建设投入和人均GDP以及外资投资增加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政府对道路建设反应比较敏感;城镇化水平越高,政府对地方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投入反而越少,这说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是脱钩的。(4)地方政府可能有把预算内的经费和资源转移到预算外的行为,把本可以列入预算内的资源转移到预算外,因为预算外受人大的监督比较少;人均GDP增加以后,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用增加不多,而预算外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加的非常快;预算外的行政管理费用没有规模经济,乡镇规模越大,预算内人均行政管理费用递减,但预算外行政管理费用上升,效率不高;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预算内人均行政开支减少,而预算外人均行政开支增加,这说明预算外支出有效率递减的问题。

预算外财政和增长方式有什么关系?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上一级政府用GDP考核下一级政府领导,导致领导人往往只考虑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需要资源,预算内资源有限制,只有通过预算外来解决。结果中国预算外财政的规模膨胀那么快,难以缩小。平新乔教授认为,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本能上就是粗放式的,只有市场主导的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走上集约化高的、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政府应该带头集约资源。要转变增长方式,地方政府这只手要进行适当的转变。

下面谈的是技术创新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的资源,从80年代到2003年,我国99%的政府科技投入都投向国有企业、国有部门,而从专利申报情况看,国有企业的创新仅占60%,还有40%来自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利用资源的效率较低,国有企业不光垄断了市场,还垄断了知识产权,垄断了创新的资源,如果科技体制不改变,如果技术创新不向民间转移,很难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

技术推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国企业卖给我们技术;另一种方式是我们政府把专利买下来。专利发明者希望企业买专利之后垄断,然后把获得的利润差额给专利发明者,垄断的后果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变慢。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大部分科技创新的资源,推广又局限在国有企业内部,导致创新的激励不足。如果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启动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那就应该从科技体制上下工夫。

林毅夫:解读“十一五”规划建议

林毅夫教授主要谈了“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主创新是动力还是陷阱、人民币升值空间等四个问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的挑战:第一,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通货紧缩的短期压力仍然存在。实际上,2005年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已经低于1%,商品零售价指数已经到了零,而且这个趋势还会延续。按照经济学定义来讲,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还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没有完全消除。即使在2003、2004年走出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商品物价指数包括的16类商品当中,分别有12类和10类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一旦导致那几类商品涨价的短期因素消失,通货紧缩就会重新出现。

第二,经济体制当中“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现象还没有消除。2004年3月份开始,政府提出宏观调控,要控制几个部门投资增长过快的情形,今年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减小到最低,而3月份、4月份以后又开始上升,5月份、6月份、7月份一路走高,这和过去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类似。

第三,外贸增长非常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非常大。第四,经济发展当中资源消耗比较大,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的情形令人担忧。第五,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第六,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大,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多,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可能影响将来经济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第七,财政、金融、国企改革还不到位。一些研究表明,现在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达到8000亿。第八,政府、市场关系尚未理顺。如果完全靠市场的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已经出现各种混乱的情形;如果政府加强干预和控制,又和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违背。

“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特点是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十一五”规划和过去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个亮点是强调必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不仅大大有利于解决当前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措施。作为“新农村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林毅夫教授在1999年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和当时的通货紧缩的形势有关的。从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由于中国是转型中国家,不少政策限制让一些需求没有办法实现,要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存量消化掉,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既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能力、但是尚未释放出来的存量需求。当时考虑了四方面的存量需求:一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第二个是民间的投资;第三个是城市的商品房、汽车消费;第四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农村的需求,占58%的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当前,启动存量需求的前三个方面都已经解决了,并取得很大的效益,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

限制农村消费的因素有两点,一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二是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例如电网、电视节目信号、自来水、道路、商业网点等。如果财政支出能够用更多来支持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本身是投资需求,同时会创造很多消费需求出来;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选用的原材料也都是当地产的,可以给农民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当然,新农村建设还能缩小城乡的差距,只有农村的生活也能够现代化,我们才能够说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又一个亮点。毫无疑问,自主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进,一种是自主研发。到底哪一种比较好,需要通过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决定。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后发国家引进技术的成本远远低于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因此,能够比较好的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有办法维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2%的增长速度。

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靠引进技术、消化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而自主创新可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外国的技术实际上适合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国劳动力成本比外国低得多,在引进外国技术时,生产流程中很多步骤必须改造,增加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有比较优势,并且比中国发达的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必须自主研发。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强调自主创新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不要变成新的赶超。如果在没有优势的产业上赶超,政府必然通过价格信号的扭曲进行保护和补贴,价格扭曲以后就是靠行政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结果原来讲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无法实现。必须确实落实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避免拔苗助长。

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从长期来讲,人民币实际汇率会升值;短期来看,今年贸易顺差估计可以超过一千亿,很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贸易顺差扩大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因为对于采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或完全浮动汇率国家,像日本、欧盟国家等,对美国的顺差也是加大的,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我们对美国顺差加大就是采取固定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采取有管理的浮动,小幅度波动是最优选择。

(江宇整理  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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